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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墙斑驳 都市的历程（第3页）

1990年出版的《中国国情报告》指出，人口在1985年便已有1180万，流动人口1200万，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高达9782人的上海市区，“日产生活垃圾8000吨，建筑垃圾3000吨，粪便7500吨，工业垃圾2万吨，四项之和每天产垃圾4万吨，一年达1500万吨，目前我国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平均不到5%”，这些垃圾有多少倒进了黄埔江？

说苏州河是臭水河，说黄埔江是垃圾江，早已不算过分了。

迄今为止的事实表明，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仍然坚定地走在城市化的道路上。而与此同时，农民大量离开土地，以百万计的数字涌进大都市，铁路告急，住房告急，用水告急，治安告急，城里突然冒出了许许多多的破衣烂衫，以及声若洪钟的串街过巷收破烂的人群，还有小保姆、老保姆们的种种故事。对于都市人类学家来说，都市的膨胀是在刹那之间完成的，但城市本身却对此毫无准备，基础设施还是陈旧的，城市街道依然那么多，就连警察也来不及增加，不知道水在哪里房在哪里地在哪里，只要你走到大街上，你就只能人挤人。

城市的膨胀和人的贪欲的膨胀一样，在无序中显得不可阻挡，使人想起了大跃进。

1949年以后，中国曾经有两次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

始于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不顾国民经济的实际水平，盲目扩大基本建设规模，在三年之内有1970多万农民涌进城市，使城市人口急剧膨胀，1960年，全国总人口66207万，城市13073万，占全国总人口的19.7%，这个时期成了全国城市化的超速发展时期。

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中国人都不会忘记大跃进失败后的大萧条，城市里粮食、副食明显供不应求，中国由此开始了长期的大量的“票证年代”，凡是生活必需品无不凭证供应，而且食不果腹，大肚子病丛生，营养不良折磨着所有的中国人。至于农村，到底饿死了多少人，至今没有一个确切的数字。然后是大量人口从城市往农村迁移。

1978年开始，我国城市化又进入高速发展期。10年中，就增加242个城市、8000多个县辖镇。城市人口到1988年时达20177万，占全国总人口的18.4%。

城市人口还在增加中，城市化的进程从1988年以后，继续方兴未艾。根据联合国对世界未来城市人口的预测，中国到2000年时，全国城市人口总数将为29257万，占全国总人口的24%。

国外的都市人类学者通常认为城市作为一个有组织的多样化机体，可以用四种明确的比喻来形容：

城市像市场；

城市像森林；

城市像个有机体；

城市像台机器。

自从世界上有城市以来，城市便是这个世界的荣耀，城市总是背风、向阳、面水的，在燃料和食粮的补给、水源及运输上都较为便利。中国有不少以“丘”命名的地方，由原先的孤立丘阜后来成了城邑，诸如顿丘、铁丘、章丘、商丘、营丘等等。一个国家的统治者往往从管理一个或几个城市中取得经验，然后再在城市里发号施令，中国古代的相当长一个时期，一个城邑便是一个国家。演化以后的城市与农村有距离地连成一片，在征战频频的年代可以将进攻或防御的前线往前推进，更主要的作用也许还是采集燃料、粮食和蔬菜，源源不断地运往城市。

城市的开始只是聚落式丘阜，城市的每一次改造都意味着一次扩张，人们开始注意到基础设施，皇上经过的路叫“御道”——现代高速公路的最早的影子；初期的商品交换后来成了市；有市就有欺行霸市的，便有了巡查和九门提督、监牢和铡市口及公用厕所，除了官吏以外又有了“柴霸”、“米霸”、“粪霸”，这些人或他们的后代有的就成了富商巨贾……中国的城市静悄悄地接近近代的时候，中国广大的农村已经为战乱和贫困折磨得奄奄一息，而城市的属于统治者及豪门权贵的子民百姓不得靠近的那些禁地，却还在奢靡的烟雾中。为了这种奢靡能够继续，除了搜刮农民外别无良策，这时候吸足了鸦片烟的大清王朝已经摇摇欲坠了。

真是：若问古今兴衰事，请君只看北京城。

城市的荣耀在中国依然如日中天，城市化的速度还有人嫌不够快，但《中国国情报告》却告诫道：城市化速度与基础设施建设不相适应：

全国城市人均道路面积仅2.4平方米，每1万人只有1.8辆公共汽车；每一万人拥有2.2部电话；全国城市的自来水普及率为45.9%；城市家庭用煤气、液化气普及率只有36.7%；全国城市居民每人每年平均用电为63.6千瓦小时；1万人拥有30位医生和43.5张病床；城市住房为人均6.5平方米。

这份统计中还缺一些重要的现代城市不可缺少的数据，比如：人均绿地、空气、水质及学校、书店等。

现在是向我们的都市发出这样的警告的时候了：

在人类面临的生存环境恶化的趋向中，城市首当其冲，愈是大型的超级城市愈是脆弱，从能源危机到地下水位下降，甚至一次病毒性感冒的流行、一个火警都会使城市面临着灾难。

当汹涌的人潮还在往城里涌来，法规的制订、有序的疏导仅仅停留在口头上时，大城市里有形或无形的恶化却已经比比皆是了。你只需听一听卖破烂人在楼宇间制造的噪音，看一看在公共汽车里、地铁站里挤不动的人潮，便能得出结论，这个城市的承载力及环境容量到底有多少？这是唯一需要及时论证的关键所在。

至于民工潮的正负面影响，则远在其次。

1988年，有专门的研究者在北京作过统计：

北京市每天早晨6点半至8点，下午17点半至18点半的两个高峰时间，东西长安街及其支线上，断面小时客流量在2万人次以上。公共交通车辆内，每平方米空间拥塞着12—13个人。

在北京王府井或上海南京路，你朝任何一个方向走10分钟，你所面对的、拥挤着从你身边反向而去的，是你目力所无法数清的数以10多万计的人头。

这是一种恰当的写照：盲无目的地随着人流的大潮挤来挤去，谁都希望能挤到繁华的彼岸，然而往往被越挤越远。

他们总是呼吸到了繁华的空气吧？不！他们吸进肚子里的是这些城市繁华地段空气中的数以亿万计的粉尘及有毒微生物。

人类文明走到今天这一步，都市的高楼大厦已经成为顶天立地的“丰碑”了，这些千篇一律地学着外国模样的高大建筑的主体核心是水泥和钢筋，它的主体特征便是在各种包装下的冷漠，而夜晚的灯光、各种霓虹灯广告则是过分的浓妆艳抹。

所有的这些建筑为了能让人居住、显得有活气，首先便需要能源和水的供应，我们地下的基础设施已经陈旧不堪，这便是中国的大城市天天都在挖马路的秘密所在。

想起北京前三门大楼的倾斜，想起危房，想起高大的废墟，想起唐山大地震——大地震毁灭一座百万人口的大城市要比毁灭一片农村，要轻而易举百万倍。

一个留学美国研究中国古建筑的朋友曾经这样对我说：

如果世界上所有民族的文化都到了无差别状态，那么也就没有什么人类的丰富文化可言了。中国人心态中一个最大的潜在危险是：以西方尤其是美国作为发展的榜样，城市建筑是最典型的，欧洲学不了，古希腊的每一座城堡都是美仑美奂的艺术。暴发户式的高大，要好学得多，其实那不是民主、法制等方面的精髓。

欧洲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保持它的相对的独立性，你看看那些建筑就知道了，面对这雄浑、深厚、精致的以城堡、教堂为主体的文化与历史，美国佬也不能不服。有时候一个民族骄傲的头颅上的灵光便闪耀在镌刻着这一民族历史的建筑物上。

人们几乎从未提及过这样一个问题：在建筑、测量、冶炼技术领先于世界的漫长时期内，中国的土地上一直没有出现大型的、集中的高层建筑。但，中国的佛塔、云冈石窟等等却充分地说明当时的建筑匠们完全有能力修造可以夺世界之冠的高楼来，可是没有，只是把一些十分有节制的精美的殿台楼阁留给了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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