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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墙斑驳 都市的历程（第2页）

皇城即大内，又名紫禁城，位于内城中央略偏西北，外围是内城，再外围是外城，中国传统的中央大国、定于一尊的国都城墙布局。皇城内的主要建筑排列整齐，遥遥对称，共设六门。皇帝是面南而坐的，所以南门为宣德门，庄严肃穆、金碧辉煌。

从城市职能而言，北宋时的开封大体上是完善而且运转得还算顺利的，主要得益于商业以及朝廷对以汴河为大动脉的漕运的重视，水陆两路交通一直繁忙而有序。

潜在的危险除了年年必定要提心吊胆的黄河汛期外，便是人口增多，漕运压力渐感不支。公元972年时，漕运至开封的江、淮大米不过几十万石；到了公元1016年，猛增至700万石。至此，开封城内粮食需求量激增，或者说粮食危机已经显出苗头了。到公元1065年，开封的冬天奇冷，其时作为能源的柴薪和木炭不得不从陕西、河东运来，据《宋史食货志》记载，是年运入开封的“薪为1713万斤，炭以秤计100万”。同为这一年，光是为了赶运粮食和薪炭而新造的漕船为2500多艘。

北宋末年开封的辉煌似乎还没有尽兴。

靖康之耻，金灭北宋，从此赵构偏安于杭州，开封凋敝一直至近代，1910年时全市人口为16万人。

辉煌之于开封已经是末日之兆了。

如同外国人论述罗马一样，从开封的上升中，我们当可看到开封的衰落。

人们无视黄河决溢的警告，而在这随时都可能有灭顶之灾的地域，拥挤着100多万人，并且不断破坏河岸本已脆弱不堪的自然生态，岂有不衰落的道理？

黄河的报复在多次泛滥改道，甚至前后六次长驱直入开封城之后，自金以降，汴河、五丈河等全部淤埋，以至水行地面，河堤高出城内平地40多米，城内河丘连绵、盐碱土开始发育，春夏风盛时，黄沙飞扬蔽日遮天，人们不知道这是开封还是沙漠？

印着斑驳留着裂缝的大墙，都市的历程，有一部分我们只能到沙丘中去挖掘了。

人们把人类历史进程中出现的城市，誉为文明的珍珠。且不说每一个城市都有自己不同的命运，何况一时一地的繁荣所招致的大自然的报复，在某种特定环境下往往会集中到再生机能最薄弱的城市身上，灾难的幽灵一直在大墙下徘徊。如此说来，开封，你真是古典式的悲情都市。

还是艾丹索撒尔先生，他认为：

在中国，“宋代的全盛期以后，城市和国家历史上真正创新和进步的历程停止了，直到20世纪。”

从此以后王朝都市的轨迹曾发生过某种倾斜，似乎也有过中华文明寻求新的发展的预兆。被推翻的北宋王朝由北向南，但决不离开水，沿着大运河抵达了杭州——时为临安。南宋小朝廷所依傍的不是浑浊、汹涌的黄河了，而是清澈的运河，年年可以观潮的钱塘江，离东海已经很近了。

风调雨顺的江南富庶之地，终于没有成为中国政治、权力的中心，南宋大势已去之后，明王朝先是建都南京，从杭州往北挪了一段，1403年，明成祖将元朝古都北平改称为北京，18年后迁都，了却回归北方正统的心愿。

即便从上述的极为简略的都市迁移的轨迹中，我们显然也已经看到了城市对民族化进程的影响。人类生态学的开创者帕克认为，大城市从来就是各民族各种文化互相混合、作用的熔炉，在彼此的潜移默化中催生着新的民族。

这也是城市与文化的不解之缘。

然而无论古今中外，城市的最初的营造者们，都是企图以墙垣固定某种格局，集中地显示权力、人力、物力的存在，而当某种格局既已形成又相对地固定之后，只是为了人生存的本能的需要，城市便不得不也不能不由政治化、军事化转向生活化。

广泛意义上的生活方式，则顽强地体现着一个民族的文化底蕴。

政治走出城墙的方式是外交——有时是欺骗。

军事走出城墙的方式是打仗——有时是侵略。

文化走出城墙的方式是交流——有时是渗透。

古希腊人海外的殖民城市中，那些大墙里的希腊人骄傲地保持着自己的语言、文化和生活方式。希腊人没有能同化他们周围的土著，那些土著也终于无法把希腊的痕迹抹去，人的共存实质上就是文化的共存。地中海、黑海之滨古希腊人留下的断垣残壁至今仍令人赞叹不已，但它们已经不再属于希腊，而是别的后来出现的不同民族了。

在显示本民族文化的顽强与固执上，中国人可以和希腊人、犹太人比美。从近代到今天，流离在欧洲、北美的华人始终聚集在一起，成为欧洲大都市或北美大都市中相对独立的华人社区，贴着对联、挂着灯笼、供奉着关公，每天赶大清早饮早茶。在整个西方，敢与咖啡文化挑战的只有中国的茶文化了。

实际上在纽约、巴黎、旧金山人们看见的唐人街，恰恰是中国城市的一个缩影，倘若将这个缩影再做一次微缩，那么甚至还能看到中国社会某些城市发展的痕迹——中华民族民族过程的几根粗线条。

就历史的民族过程而言，中国土地上的大大小小的城市是一个巨大而松散的网络。这个网络在历史上的更为独特之处，是用方块的汉字把中国地域上绝大多数居民结合成为一个香烟不断的民族——汉族——同时也和别的民族相处——甚至如元、清两代为少数民族统治——但从文化而言，无论是蒙古族还是满族却先后都被汉化了。

如果我们贴近西安的古城墙或者是南京的石头城，看那斑驳及墙缝之间生出来的小草，一切都于无声的倾诉中展现着先人在黄河流域走过的路、留下的城，人类在几千年前的巨大的创造和同样巨大的破坏。

中国历史到了唐朝后期，城市化的过程加速了，不仅城市的数量增加，城市人口在全国人口中的比例也不断提高。美国学者施坚雅称之为发生在中国的“中世纪城市革命”。按照施坚雅的统计，8世纪的长安（今西安）人口达100万人。北宋的东京（今开封）在其最后年代人口为75万人。南宋的临安于南宋灭亡之前，人口为120万人。这些城市都是当时世界最大的城市。

施坚雅并且认为：

与中世纪的长安、开封与杭州先前曾是世界最大的城市一样，南京在明改建以后的十年左右时间内赶上开罗，成为世界最大的城市，至15世纪某一时期为北京所代替。除了17世纪短时期内，亚格拉、君士坦丁和德里曾向其居首地位挑战外，北京一直是世界最大的城市，直到1800年前后伦敦才超过它。

时至近代，在城市化进程与工业化进程同步发展的情况下，中国的城市衰退了，并且在其因为文明久远而斑驳的古墙上，留下了血肉模糊的殖民者、侵略者刀枪的烙印。

但上海是例外。这个显然是在近代发展起来的大都市，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便有了“东方巴黎”之称，作为租界统治和港口条约的产物，它的每一幢建筑都是商业资本主义的象征，外滩一带被分割的殖民结构杂陈了美国、法国建筑的线条，从外部掩盖着更广大得多的陋巷、棚户及马桶。

1842年，上海人口为30万人。到1949年，便已激增至300万人。

上海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形态下的畸形发展，无度的掠夺和奢靡，带来的在生态方面的结果是：整整污染了一条苏州河。

苏州河的变黑变臭，即便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相当长一个时期内，人们并没有把它当作一个警示。当苏州河已经臭得没有法再臭的时候，上海市的人口在1960年时已高达600万，这600万意味着冲击1000万大关的人口增长已经轻而易举了。

于是，流域面积大得多的黄埔江，又被严重污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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