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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第2页）

“一首诗。”我答，“诗的名字叫〈重量〉。”

“你知道吗？当代青年中有人信奉了上帝，她那虔诚劲儿，象是在读着圣经——”老者忿忿地表示着他对这个姑娘的轻蔑。

我“嗯”地应了一声，完全是出于礼貌，脑子却沉溺在对这个姑娘的分折之中。我下意识地感到：这个姑娘既不是在口译外文，更不是在熟悉什么台词儿；从她在地铁车站和我们相遇时起，直到刚才背诵《重量》时止，她的谈吐似都在影射着什么东西。

但是，她的潜台词儿究竟是什么呢……

“马上要到达革命公墓了。”老者毫无觉察地继续讲起他和牛思弓的往事只怕限于时间，要讲不完了。千脆，我长话短说吧！

之后，我们在那山凹凹里，周而复始地干着那些累折了腰的活儿：脱坯，背坯，烧窑，出窑，码垛，装车。那种生活单调而乏味得如同喝温暾水；不，如同生活在远古的戈壁大沙漠。我这个牛棚棚长的角色，并不难当，生活中的杂务事儿，由别人负责；陈毛头欣赏我这唱‘信天游’的嗓子，让我天天负责指挥唱歌。语录歌当然是〈必修课〉了，陈毛头塞给我们的‘选修课’，是每天下工之后，要教唱劳改队成员唱的那支歌：

旧的不去

新的不来

劳动改造第一条

就是坦白

“唱就唱吧，上下嘴皮子一碰就行了，这没什么难的；可是那个老牛筋，就是死鱼不张嘴，所以，每到唱这支歌的时候，我都要掩护他。我个头高大，他身材矮小；我象头大象，他象个瘦猴儿。我往他面前一站，就能把他遮得严严实实，就靠这个法儿，牛思弓一直平安无事。

当然，我们俩的‘内战’一直也没停止过。他骂我是个标准的地球仪。我回敬他是返祖了的类人猿、尽管舌枪唇剑地不断交锋，我们俩谁也没当谁的俘虏。一句话，我们既是对头冤家，又是同窗的难友。

这种平静持续了有一个多月，专政队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有一天陈毛头突然下来一道指令，让牛思弓搬到一个单身‘牛撊’里去。老牛遇事一贯迟钝，卷起铺盖卷就要走，我拦住了他的去路，对他说：”陈毛头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

“管他呢！心里没愧不怕半夜鬼叫门他坦然地说，至于他想什么，他要干什么，以及他要怎么干都与我无关。”

“老牛！遇事多开动脑筋么！”

“我头发已经花白了，我还不想象你那样过早地谢顶呢。”为什么这么多条“牛”唯独给你另立个“牛棚”？”我依然向他提出疑惑，“是不是陈毛头记起了你顶撞他的前嫌，想报复你！

或者是他发现了我和你过从较多，因而有意把我们分开？你搬过去以后，遇事要灵活一点。你明白了吗？”

“我改变不了你的秉性，你也甭想改变我的脾气。”他挟起行李卷，匆匆走到帐篷口，回过身来对我说，“无论环境多么恶劣，我不能拋开共产党人的气节和良心。再见——”

到今天老牛朝我挥手的神态我还历历在目，那劲头就象是从大楼里的这一间办公室搬到那一间办公室去似的——而不是走向墓场。老牛搬走的第二天，审查‘叛徒’的行动就开始了。我们解脱了劳动之苦，又背上了比劳动折磨更为沉重的精神镣铐。平曰熙熙攘攘的几座土窑沉寂了，脱坯场上再也看不见一个人；一场雨水过后，那些辛辛苦苦脱的土坯变成了一堆堆烂泥；没用几天，那土窑窑坡上又长出一片青草。我们被责令不间断地背诵《敦促杜聿明投降书》，每天要上交五张纸的交代材料。到这时我才渐渐知道了，所以要把老牛和我分开，是因为我俩的案情有牵连，陈毛头曾暗示我交代当年从陕北北上时，在汾河湾被捕的情况。

晚上，是造反派审讯叛徒的时间，凡是被点名叫到审讯室去的，几乎都要承受皮肉之苦。当我看见我的‘同伍’，鼻青脸肿蹒蹒踬跚地走回帐篷时，心里真是不寒而栗。我煞费心思地考虑着对策，该怎么样免受陈毛头的酷刑。‘叛徒’的称号是不能承认的，但也不要公开去和陈毛头对阵，让他们去调查好了，最后历史终究会有个明确结论的。

那天晚上，终于轮到审讯我了。我忐忑不安地走进专案组的新办公室——劳改队把角的一间红砖房时，陈毛头已经布好了阵式。他坐在桌子后边的一把椅子上，放在桌子上的打人皮带，铜环在灯下闪闪发光！几个小兄弟在他身旁虎视眈眈，俨然就象是古代占山为王的山大王。

“侬叫什么名字？”陈毛头明知故问。这不仅仅是例行公事，而是在我面前显示着他的尊严和权威，以表示我和造反派虽然在同一个屋顶下对话，中间却有着不能跨越的界限。

“尹之强。”

“尹司长！你没有忘记这个老朋友吧！”他用戏谑的口吻道出我原来的职务，同时手里还摆弄着那条皮带，使那皮带上的锎环，发出哗啦哗啦的声响。我理解到了：他说的这位‘老朋友’不是指他自己，而是这条打人的凶器，以此对我进行心理威胁。我顺水推舟地说：“我看见过它惩处‘黑帮’！”

“很好。”陈毛头脸上露出得意的神色，“侬来这里改造表现还不错，这次对侬进行审查，侬要和革命派采取合作态度。做得到吗？”

“我的一切都听从革命造反组织的裁决。”

“那很好。”他翻着桌子上的散乱材料，审视着我的眼睛，“侬在汾河湾被捕过？”

“是的。”

“叛党了没有？”

“没……”我刚刚吐出这一个字，马上改口说：“这个问题革命组织最清楚，我愿意接受审查。”我很清楚，我如果正面回答没有叛过党，陈毛头手里那条皮带立刻会朝我头上打来。最好的策略是绕着‘8’字走路，躲闪开陈毛头的锋芒。

“那个叫王扁子的翻译官现在在哪儿？”

“据我所知，解放初期镇压反革命时，早把这个汉奸给枪毙了”我回答出这两句话，敏感地发现陈毛头脸色立刻阴沉起来，我立刻应变地说，“……或许是我记错了，他或许还活着……”

“他就在活着。”

“是。他就在活着。”我违心地重复他的话。

“现在他在哪儿？”陈毛头手下的小兄弟喜形于色地插嘴问道，“在南方？还是在北方？说！”

“这一霎间，我的记忆突然复活了。我想起来那天在雨地里听见过陈毛头向他小兄弟许愿的话，‘只要师出有名，侬可以借机会去逛名山大川。’想起这些，我立刻理解到他们审査我的双重意图：一、例行公事！二、更重要的是借外调之名游山玩水，以解脱这儿的寂苦生活。我心中有了这根主弦，神经顿时松弛了许多；我佯作回想往事的样子，看看房顶然后说：“我年纪大了，生怕记错了地方，小将们将来怪罪我。”

“侬说吧，侬年纪大了，记忆力欠佳，阿拉是晓得的。”陈毛头息事宁人地说，“革命派为了查清侬的问题，不怕行万里路，过千重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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