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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听大地（第4页）

国家土地管理局指出：当前存在的土地违法问题，“主要是政府及其领导人的违法行政行为”。使国土局进退两难的是，“各级土地管理部门是本级政府的职能部门，受本级政府领导。职能部门对政府及其领导人违法行政，难于行使执法监督权。”

看来，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那真是谈何容易了！

广西北海市陆地面积为248.8平方公里，80年代初批准的城市总体规划为48平方公里，1991年底的建成区面积为14平方公里。1992年上半年，北海市开发热骤然升温，市政府组织近百人突击征地，有人叹曰：“北海就像回到了大革命时代分田分地真忙。”在新的城市总体规划尚未制定、批准的情况下，在市区范围内设立开发区和协议成片出让1000亩以上土地的达30宗，面积154900亩即103.29平方公里，其中已由市规划局红线定点核定用地的14宗，面积61086.6亩。蓝线定点8宗，面积20624亩。在此期间还给用地单位零星出红线图700余幅，面积22151.3亩，出蓝线图60余幅，面积10597亩。两项合计，1992年1月至1993年5月，北海市共划出土地114458.9亩，折合76.3平方公里，相当于北海市建成区面积的5.4倍。

北海市为满足开发用地的需要，于1992年10月9日发出通知，预征土地10万亩，至今年5月已征用56995亩。

北海的土地又如何开发得如此之快呢？

许多开发区都是在仅取得市规划局的蓝线图而土地尚未征用的情况下，便以合作开发的名义分割转让，从中牟利。有的蓝线图被转手三四次，地价由每亩6.5万元上升到20万元。

转手招商的蓝线图，甚至散发到了北海市市长和市土地局的办公桌上。

北海市无节制地采取低地价政策，出让大量的成片土地之举，使政府对土地的开发、转让难以实行有效的控制，更别论资源保护及为了子孙后代的精打细算了。

有人估计，北海一年炒地，至少有20亿元的国有资产流进了个人或公司的口袋。于是，以投资开发的名义，北海炒家云集一时热闹非凡，其中不乏中央政府部门所属的公司以及达官显贵的子女。以权谋私，以地换钱，几近公开。

那么，北海的农民呢？那些世世代代在这片土地上耕种的农民们曾多次阻挠施工队伍进入现场，并毁坏界桩，推倒围墙，北海市政府也几次动用公安人员强行征地和保障工程开工。

强征之下，农民去哪儿？

另外，农民与北海市政府究竟谁是违法者？

假如有一天，北海的农民学懂了《土地法》，并以此状告北海市政府，那又将会出现怎样的结局？法律或有公论。

进入90年代之后，土地这个大舞台上，看来从此不再寂寥了。

我一次又一次地进出国土局，总是情不自禁地想起土地庙。中国的土地崇拜是原始宗教崇拜中自然崇拜的一部分。《礼记》说：“地载万物，天垂象，取材于地，取法于天，是以尊天而亲地也，故教民美报焉。”

倾听大地，那是四时不断的风声雨声，同时也还有沙漠的干旱，土地龟裂的伤口，洪涝席卷时无奈的淹没……

倾听大地，那是我们的父亲和母亲的诉说，是沉重与贫瘠的双重折磨，有的农人离地远去了，思乡的梦在大都市的车站挤成了零星碎片……

倾听大地，远古年代哲人的声音已经愈来愈微弱，在各种各样的摇滚喧嚣中，文化正随着土地的流失与沙漠化而面目全非，谁还记得这样的教训吗——

庄子：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于光也，不亦难乎？时雨降矣，而犹浸灌，其于泽也，不亦劳乎？

孔子：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天何尝说过什么？地又何尝说过什么？

今天不是一个“马寅初”

这就是倾听的艰难，也是多少人不去倾听大地的最好的由头。然而，天道自然无为，那巨大的沉默不正在孕育着雷霆、火山吗？因而我们不妨说：倾听大地就是倾听大沉默。只有倾听大地，才能倾听历史，倾听未来。

常常有人感叹：如果当初听了马寅初先生一句话，那就好了。

这已经是往事，无可挽回。中国在一个并不遥远的时刻，选择了今天，全面的绝对的人均贫困，关键是：我们怎么选择未来？

已经不只是一个马寅初大声疾呼了：如果我们继续无视土地和环境的危机，中国将要重复类似人口增长的民族悲哀，并且很有可能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农民出走，耕地锐减，城市挤占，沙进人退，土地的困境远远没有走出低谷的迹象，相反正朝着更深的层次滑落。农民离开土地，并且越走越远越走越多，曾经指之为“盲流”，报章上大惊小喊，一度曾经使广州和香港人心惶惶。现在称之为“民工潮”，每年流动的人数达到1个亿，车站、码头到处人满为患，大都市因为他们的介入，一下子便变得更加拥挤了，生存空间的窄小、脆弱，走在马路上的人都能体会到。然而，至少在北京，最脏、最累的活都由民工兄弟包下来，一年四季的时鲜蔬菜也都由他们运来，他们正在以最惨重的代价希望能被城市及城里人容纳，大部分人小心翼翼低声下气，对他们来说共享都市文明还需要时日，但已无温饱之虞，口袋里的金钱正在多起来时，便心满意足了。

中国的农民大量涌进城市，并非如有的文章所说的那样是近几年工业化的结果，相反恰恰是农民缺少土地农村摊派繁多不堪重负之下的贫困造成的。其次则是我们城市化的步伐太快，当都市的诱惑从十分遥远变得比较接近时，还能指望农民兄弟永远安贫乐土吗？

造一座新城首要的是占地，占好地，交通、用水、环境条件都不会选到穷山沟里去，即便是县改市，也要动一番土木，建大楼上项目在所难免，市长比起县长来无论级别如何，至少听起来要气派，还有乘机换车换房的，一律新气象。

“六五”期间，中国城市市区总面积占全国总面积的比重，已从过去2.4%上升到10.1%，远远超过了不少西方高度城市化的发达国家。

在美国，城、镇、村庄，三项用地面积只占国有土地面积的4%，瑞典为2%，加拿大为1%。

而我们在20年间，城市公交基本建设用地占用农业用地达5亿亩，平均每年2500万亩，这个数字大于两个上海市的面积。

乡镇企业创造的高额效益，从未有人指出过，是以大量的消耗式浪费资源作为代价的，佐证之一是，仅仅1979年至1984年的5年间，乡镇企业占用的耕地就高达1亿亩，其中90%是自圈自占。1984年至今新占的耕地数有几种说法，浩浩大大是确定无疑的了。

再加上前文所说的开发区圈地等等，于是综合之下便有了下面一组数字：

1992年，中国民工人数达到8000万。

1993年，增加到1个亿。

其中，跨省流动的，在1000万人至2000万人之间。主要流向为：从新疆、甘肃、四川、湖南、广西、贵州、江西、河南、安徽、河北等省向珠江三角洲、福建沿海地带、长江三角洲和北京、天津等经济发达区流动。

细细地考察一下这个流向，大体上如我们祖先走过的足迹一样，由西往东，由北往南，炎黄子孙，不二法门。

谁不喜欢水清草肥呢？

谁不愿意丰衣足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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