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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第6页）

老导演气得骂爹骂娘，他似乎预感到了出师不利。演员们却无老导演的忧虑，他们在宾馆的通道上各自寻找相知的伙伴聊天打诨。老导演心情烦矂得如同呑了一把蒺藜，他从沙发上起来，象困在笼子里的一头狮子，来来回回地踱步。他恨不得闯进演员的卧室，把那些奇形怪状的”黑桃”“老K”“混子”“王八”，统统从桌子上掀到地下，并向他们炸雷般地吼叫一声：“看看剧本，琢磨琢磨你们的角色吧！天晴以后，这些匠人制作的扑克中的‘混子’和‘王八’，可不能代替你们去演戏！明白吗？”当他风风火火地要去开导这些演员时，一串尖尖的女高音飞进了他的耳鼓，他把拉开的房门，又轻轻闭合了。

这是女主角阿眉，操着浓重的上海腔，趁着霉雨停机之际，在给爱人打长途电话：“喂……喂喂……侬是姆妈吗？我是阿眉，阿实在家哦？侬叫阿实来听电话！”

严格地说，阿眉的声音并不太称老导演的心愿，但老导演在选择演员时，看中了她恬静文雅的气质。这部〈太阳与海〉的电影，是歌颂人间坚贞爱情的伦理道德戏，剧本中女主人公和男主人公的心胸，都要如同浪花一样晶莹和透明。阿眉脱俗的仪表，使老导演一下就看中了她；声音不理想没有关系！胶片合成时找一个能说标准普通话的配音演员，对着阿眉的口形配上普通话就行。事实证明了老导演的眼力深邃，阿眉和她扮演的女主人公情操一致，刚来鼓浪屿不几天，她就给她的丈夫阿实挂长途电话了！虽然演员打长途电话的费用，一律出在摄制组承包的拍摄费用之中，但老导演依然对此感到异常欣慰！因为在某种意义上说，这可以看成阿眉对自己角色的预演。老导浪火气顿时消了一半，坐在沙发上，全神贯注地倾听着阿眉的声音。

“喂…喂…侬是阿实吗？告诉侬今天鼓浪屿下雨了，我正好拨侬打个长途电话！侬讲啥？啥个？用不着打长途，写信就可以了？侬……侬……真象块石头！我格心可象快海绵。嘻嘻…嘻嘻…

侬身体好吗？我倒是满好格，昨天还下海去游泳了呢！啥末事？侬个研究项目有突破？真可惜，我不在上海，要是我在家一定带上小眉到‘老正兴’去吃‘脱皮鸡爪’咧！我还要和侬碰杯，一醉方休……”

瞧！阿眉对丈夫的感情流露得多么真实？！老导演用手下意识地串开了发痒的脚趾缝。人都有自己的特殊嗜好，老导演虽然誉满影坛，但有着一个难登大雅之堂的习惯——就是把串过脚趾的手指，放到鼻孔下去嗅。知道他这一嗜好的，只有他家里的老伴；在海滩的高级宾馆，他自己独居一室，不必担心有人看见他这个有伤大雅的个人秘密。尽管如此，老导演还是向滚落着串串水珠的玻璃窗上窥视了一下，这不出自于防范，而完全出自于神经本能。他看见玻璃窗外，没有向室内眺望的眼睛——在走廊上倒是有个人影晃动，那是身穿米黄色风衣的男主角阿泉；他手里捧着剧本，似在对着雨雾琢磨着自己的角色。他间或往电话间看一眼，然后把视线转向雨雾之间；这个发现使老导演精神为之一振，因为未来银幕上的男女主人公，确实和那些玩着扑克上的“钩子”“疙瘩”“老K”的配角，在思想境界上不是一个档次——他老了，导这部片子没有十足的把握，可这两个与众不同的男女主角，能保这部《太阳与海》获得成功。

“侬晓得侬那件衬衫放在哪里哦？听我告诉侬，侬那件衬衫放在门背后彩电纸盒上、最底层的皮箱里的最下层，侬把它找到穿上吧！侬出差去东北天气冷，要多带点衣服！噢！噢！对对！侬讲啥个谢谢，我在这部电影里要演的就是这样一个妻子，我只要把男主角当成侬就行了。侬讲啥？啥个？侬听错了，我讲格是演戏，嘻…嘻…嘻…嘻…侬就放心地去出差吧！侬明白了吗？好！告诉侬，我昨天夜里做了个梦，梦见侬带着小眉摇着橡皮划子到鼓浪屿来了，我和你们一道爬到日光岩……”

老导演的手指头，停在那个最痒的脚缝间不动了。不知为什么，他若有所失地有些发呆。丢了什么呢？分镜头剧本还放在枕头边上，那副从英国戴回来的大太阳镜，还是躺在茶几上，他什么东西也没有丢，连汗衫上的纽扣也没有少一个。他终于明白了，这是阿眉的长途电话，勾起了他对自己老伴的联想：她是辽宁省人，战争年代他养伤在女儿河畔的一户农家，女儿河畔的农家女儿，照顾好了他的枪伤后跟着他一块参了军。她是典型的北国妇女，恋爱时不会说情话，结婚时也不会说情话，生儿育女之后，当然就更不会说那些话了。她有牛一样的韧劲，没有天鹅的浪漫细胞，因此结婚几十年也没听见过象阿眉对丈夫说的这番话语。不过，她对老导演也有两手绝活：一、不忘在他的挎包里，装上一瓶根治脚气的药水——尽管老导演从来不去碰它。他厌恶南方的潮湿，但是潮湿给他带来一种享受！那躭是在这个时刻，脚气的细菌繁殖得特别快，因而总有痒处可找。不，用手指去抠已经不解决问题，他从到了鼓浪屿后，已经用干毛巾搓过几次脚趾缝了！他一只手扯着干毛巾的一头，象拉大锯那样用力，直到搓掉脚痒处的白皮，露出血肉来为止。二、他老伴给他装脚气药水，只装上一瓶；可是对于能医治他冠心病突发的“小炸弹”，就更为慷慨。他上衣兜里有，裤子口兜里有，他每件衣裳里都有。这是他老伴怕他外出拍戏换衣裳时，忘记了装进这些硝酸甘油瓶，犯病时无以解急，而采取的防范措施。有一次，在西北大戈壁拍戏，那两个主要演员死活进入不了规定的角色；当天大漠热得如同一口蒸锅，老导演当场冠心病发作了。多亏老伴心细得如针鼻，副导演和场记马上从他裤兜里掬出来救命的“小炸弹”，使他的肉体伴随着艺术生命，一直延续到了今天。老导演想到这儿，不满足中又得到了某种满足，老伴虽然没有阿眉这甜甜的声音，但也不失为一截相知相爱的红火炭。他把手伸进挎包里摸了摸，那软塑料瓶装着的脚气水，安安稳稳地躺在挎包里，外边还包了一层纸；是怕药水洒掉？还是怕药水漏出来呢？千吗还裹得严严实实？老导演有心无心地拿出来一看，包脚气药水的白纸上还有几行钢笔字：

……此次你去南方拍戏，必须下决心根治脚气。南方空气湿度大，脚气容易感染化脓！万一闹大发了，你不但不成戏，还有截肢的危险。

再说，你的脚气臭味呛鼻子，我嗅久了不觉其臭了，可那些头上洒着香水的男女演员，鼻子比海关上嗅毒的猎犬还灵，你……

老导演没看完这张纸条，就暗自哑然失笑了。他把纸条揉成个团团，扔进字纸篓，象是和远方的老伴辩论，又象是自语喃喃：“大评论家别林斯基说过，‘没有偏爱，就没有艺术！’这一对男女演员，就是我力排众议选定了的。你懂吗？”他虽然这么说，不知因为什么还是停止了搓痒，去卫生间里洗他那双手，直到肥皂的幽香扑进他的鼻孔。

他走出卫生间，向窗外看了看，毛毛雨还在下着。不过，天空的一角已经放晴，雨雾似有停下的可能；侧耳听听，阿眉的长途电话还没有打完。他看了看手表，这个长途已经打了二十八半分钟了，阿眉还在和丈夫对话，这是不是有点太……太……过于儿女情了？！他手摸着房门拉手，想出去对阿眉进行提示；但他反过来一想，这会不会影响演员修绪？这外场戏就看阿眉的了，多花几十块钱电话费用是小事一段；要是万一她闹了情绪，可就砸了锅了，他把拉门的手又立刻垂下来，他想听听她哪儿有这么多的话说。

“阿实！你到东北勿要忘记给我来信。那里人参便宜，可以买点给姆妈吃吃。嗯！嗯！替我亲亲小眉，吿诉小眉就说我——喂！喂！喂！怎么电话斯了？长途台吗？侬是哪能弄格的，人家正在讲话。啥末事？有长途电话打进来了？真糟糕！寻啥人？阿泉的妻子从青海打来的找阿泉？他……他……不在！”

老导演“霍”地从沙发上站起来。他没有别的意思，只是想提醒阿眉一下，阿泉在走廊上读剧本，叫她去喊他一声！可是当他走到电话间时，阿眉已经不见了。他询问女服务员说：

“刚才那位……”

女服务员对老导演显得有点欠礼貌。她没有回答他，只是用眼角的一星余光，朝窗外示意了一下。老导演顺着“指示灯”扭头一看，霏霏细雨中滚动着一团黄黄的东西，他把鼻子貼玻璃窗再看，那团黄黄的东西是蓬开着的阿泉的风雨衣。

老导演隔着窗子喊道：

“阿泉！你的电话！你妻子打来的。”

女服务员搭腔了已然断了！

“为什么？万一他家里有什么十万火急的事情呢？”老导演对女服务员发了脾气。

“这不是我挂断的。”女服务员鄙夷地一笑。

“谁？”

“女主角。”

“她为什么把电话掐了？”

“那个男演员向她摇手示意，意思是他不想接这个电话“这怎么可能呢？“老导演连连摇头。

“您只要细看看，就一切都明白了。”女服务员把“你”字的称呼换成了“您”，口气是显得恭谦多了，可是她那双眼睛里流露出来的，却是两道冷漠的光。

老导演睁大眼睛，向雨雾中那团黄乎乎的东西看去，人头被风雨衣遮了个严严实实，只有脚露在外边。老导演数了数：一、二、三、四——那儿有四只脚……

“他俩是去研究角色了吧？”女服务员似有意在给老导演铺搭“下楼”的台阶。

“是……是的！”老导演话音里充满了酸楚。

“真是一对很不错的滾员！”女服务员非常感慨。

“是的。”

老导演突然感到一阵胸闷，他本能地把手伸到裤兜里去，当他把那小瓶瓶打开时，差点把脚气水灌进喉咙——这是他刚才摆弄那瓶脚气药时，误把这个小瓶瓶和“小炸弹”混着在一起装进裤子兜里了。他没有把这瓶药水装回去，而是去轮番地搬起他的左右脚，生平第一次医治他对脚气的偏爱——他感到脚上的疼取代了痒。然后，他摸出两颗“小炸弹”来，伸了一下瘦长的脖颈，把药片吞噬了下去！当他感到胸部呼吸略略畅通了一点了，便迈步跨上了走廊，想呼唤他俩的名字叫他俩停步；但是那件黄色风雨衣已经不见了，只有霉雨还象雾一样飘落着……

1984年2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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