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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两汉哲学（第3页）

汉章帝又召集博士和儒生于白虎观讨论五经同异，由班固写成《白虎通义》，把谶纬和今文经学糅合在一起，使经学进一步谶纬化。谶纬之学也成为东汉统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谶纬在当时具有高度的神圣性，朝廷各种重大问题决策，都要依谶纬来决定。对儒家经典的解释，也要向谶纬看齐。谶纬与经学的结合，推动了汉代经学的神学化。

谶纬之学在魏晋后日渐衰落，谶纬之书亦受到历朝查禁，所存仅少量残篇。0世纪70年代日本明德出版社出版的安居香山中村口八合编之《纬书集成》，综合参校各家辑本，并附有校勘索引，是比较完备的谶纬辑本。

班固，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北）人，东汉著名史学家文学家。

建武三十年（公元），班固父亲班彪去世，班固自太学返回乡里。利用家藏的丰富图书，在父亲已成《史记后传》的基础上，开始撰写《汉书》。然而，当班固沉迷其中的时候，有人告发班固“私修国史”。当时，不仅“私修国史”是被严格禁止的，甚至“国史”也不能为个人所拥有。班固身陷囹圄，班固的弟弟班超立即骑上快马赶到洛阳上疏为班固申冤，这引起汉明帝的重视，特旨召见班超以核实情况。明帝了解了过程并阅读了书稿之后，称赞他所写的的确是一部奇作，下令立即释放，并诏他到京都任兰台令史。后班固与他人共同撰成《世祖本纪》，升迁为郎，负责校定秘书。

《白虎通义》，又称《白虎通》《白虎通德论》。“通义”是指统一的可以通行天下的经学思想。《白虎通义》的内容十分丰富，几乎涉及了汉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是研究古代政治哲学民俗语言等历史文化现象的重要参考资料。

《白虎通义》继承了《春秋繁露》“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并加以发挥，把自然秩序和封建社会秩序紧密结合起来，提出了完整的神学世界观。

唯心主义的宇宙观

关于天地万物的起源问题。《白虎通义》解释为，世界的起源是由太初（气）到太始（形），再到太素（质），经过这三个阶段才形成天地。单由此看，天与地都是物质的实体，但纵观《白虎通义》的整个思想，这种自然物质之天又是从属于道德之天的，如天地运行的规律，日月星辰的运行及关系，都不由其自身规律所决定，而是由伦理道德关系和目的决定的，最终它是从属于一种神灵之天的。因而其宇宙观是一种唯心主义观点。

社会化了的阴阳五行说

《白虎通义》将封建制度下君臣父子夫妇之义与天地星辰阴阳五行等各种自然现象相比附，用以神化封建秩序和等级制度。它认为：“子顺父，妻顺夫，臣顺君，何法？法地顺天。”（《天地》）这样一来，君臣父子夫妇之间的关系，犹如天在上，地在下一样，是永远不能改变的。它还将太阳比做君主，月亮星辰比做臣民，用日月星辰的自然现象来论证和神化君主的权威。“三纲之义，日为君，月为臣也。”（《日月》）《白虎通义》还用阴阳五行说为皇权至上的中央专制集权制服务。它特别突出和发挥了“土居中央”的观点，把土列为五行之首，其他的金木水火都依赖土而存在。“木非土不生，火非土不荣，金非土不成，水非土不高。”（《五行》）它之所以将金木水火土明确划分出等级尊卑贵贱，并以此来比附社会，其目的是将封建等级制度自然化，从而神化君权，巩固封建统治。

认识的对象是“道”

《白虎通义》的认识论是依附于宗教神学的唯心主义之上的。它所要认识的，不是客观事物及其规律，而是由“天”所决定的“道”。所谓“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辟雍》）“道”由谁来发现和传授呢？是通天地鬼神的圣人，“圣者，通也，道也，声也。道无所不通，明无所不照，闻声知情，与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时合序鬼神合吉凶”。（《辟雍》）由圣人发现，与天有密切联系的“道”，就是“天不变，道亦不变”中的“道”，即封建统治秩序伦理纲常。

桓谭（约前公元），字君山，沛国相县（今安徽淮北市相山）人。东汉哲学家经学家。桓谭的父亲是汉成帝时的太乐令，桓谭通音律，擅弹琴，他对音乐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对那些徒具形式的雅乐很是反感。据史书记载：刘秀即位后，广纳贤才，当时的大司空宋弘举荐了桓谭，桓谭面见光武帝时弹了一些民间琴曲，光武帝龙心大悦，就让他做了掌乐大夫。

由于桓谭“颇离雅操而更为新弄”，遭到了当时保守势力的攻击，大司空宋弘更是大为生气，他斥责桓谭在帝面前“数进郑声以乱雅颂”，并威胁他不得在武帝面前再弹新声。后来，光武帝举行宴会时，让桓谭弹琴，桓谭举止失措，令帝奇怪，宋弘趁机讲了一通雅颂之道，自此，光武帝渐渐疏远了桓谭。

汉代崇尚神仙方士，而桓谭对此非常反感，因为他反对光武帝的谶纬迷信，以致被加上“非圣无法”的罪名，罢官流放，死于途中。

桓谭著有《新论》一书，这是一部涉及学科门类较多的著作，成书于洛阳。此书已亡散，后人做过不少辑佚工作，以清人严可均的《全汉文》辑本为较备。

以烛火喻形神

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方士宣称精神独立于形体之外，而且对形体起决定性作用，故人“养神保真”就可以长生不死。桓谭却论针锋相对，论说精神依赖于形体，形体对精神起决定性作用。他以蜡烛与烛火的关系，作为形体与精神关系的比喻，论道：“精神居形体，犹火之然（燃）烛矣，烛无，火亦不能独行于虚空。”就是说，蜡烛点燃而有烛火，蜡烛烧尽，烛火就熄灭，就不可能凭空燃火。人老至死，就不可能再存在精神，“气索而死，为火烛之俱尽矣”。至于养身，可能延长人的寿命，但也不能使人长生；生命是有限的，“至寿极亦独死耳”。他认为，明智之士不会相信长生不死的谎言，只有愚昧者才迷信之，“明者知其难求，故不以自劳”，徒劳是无益的。

反对谶纬神学

桓谭在阐述他的唯物主义思想时，坚决反对谶纬神学，极言谶之非经，提出当时流行的迷信神学和代表统治者意识的图谶是妄说，是政治迷信。桓谭这种说法遭到当时保守势力的攻击，汉光武帝对桓谭的论点也十分反感。据说刘秀称帝后，要求百官上书表明各自的态度，桓谭上书议论政事，不合光武帝的心意，就未加任用。后来经大司空宋弘的力荐，桓谭被任命为议郎给事中。作为议郎，桓谭常上书议事，可是都不合光武帝心意，反倒惹得光武帝愈来愈不喜欢桓谭。有一次，群臣讨论皇宫前的“灵台”应建在什么位置，一时众说纷纭，光武帝对桓谭说：“我想还是用谶言来决定吧！”桓谭耽了半天，才说：“臣不读谶。”光武帝追问，为什么不读谶！桓谭就说了一通谶纬之语是荒诞不经的道理。光武帝大怒说：“桓谭反对圣人，目无王法，拉下去斩了！”吓得桓谭不断叩头，直到额头出血，才得到宽恕。随即，桓谭被贬出京城，到六安去当郡丞。

王充（7约7），字仲任，会稽上虞人。东汉时期杰出的思想家，唯物主义哲学家。王充向著名史学家班彪学习，对各家各派的学说著作都很熟悉。后来曾在北方一些州县任职，因与长官意见不合，辞职还乡，从事著述。著作有《讥俗》《政务》《论衡》《养性》等。

《论衡》大约成书于汉章帝元和三年（8年），现存文章有8篇。“衡”字的本义是天平，《论衡》就是评定当时言论的价值的天平。它的目的是“冀悟迷惑之心，使知虚实之分”。

传说王充为了写《论衡》，搜集的资料装满了几间屋子，房间的窗台上书架上都放着写作的工具。他闭门谢客，拒绝应酬，用了几年的功夫才写成。这部著作的主要内容是宣传科学和无神论，对迷信进行了批驳。比如：当时有些人讲这么个故事，春秋时期有个楚惠王，有一天，他吃酸菜，发现酸菜里有一只水蛭。如果他挑出来这条水蛭，厨师就会因此被处死。他怜悯厨师，就不声不响连水蛭一起吞下去了。到了晚上，楚惠王大便时，不但把水蛭排泄了出来，而且原来肚子疼的病也痊愈了。为什么会这样呢？他们说这是“善有善报”的证明。

而王充批驳了这种说法，他的解释是：因为人肚内的温度高，水蛭经受不住，热死了，所以被排泄出来。又因为楚惠王肚内有淤血，水蛭恰好吸血，在水蛭还没热死的时候，把他肚内的血都吸走了，所以楚惠王的病自然会好了。这是巧合，而不是“善有善报”。

《论衡》中像这样破除迷信宣传科学思想的内容非常多。王充作为一位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他的哲学思想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天是自然之天，人是自然之人

王充认为：天是自然，而不是神。他说，天和地一样，是客观存在的平正无边的物质实体，它有自己的运行规律。日月星辰也都是自然物质，“系于天，随天四时转行”。天和人不一样，没有口眼，没有欲望，没有意识。人和万物都是天地施放出来的“恬淡无欲，无为无事”的“气”自然形成的，并没有什么东西在主宰他们。王充否定君权神授。他说：“人，物也，虽贵为王侯，终不异于物。”指出帝王也是人生的，不是什么天神产生的后代。对于汉代唯心主义神学宣扬的天人感应说，他用大量篇幅进行驳斥。指出自然灾异和君主官吏的政绩得失之间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而且指出即使二者同时发生，也只是一种偶然的巧合，根本不是什么天神的“警告”。

世间本无鬼，庸人自扰之

王充认为人有生即有死。人所以能生，是由于他有精气血脉，“人死血脉竭，竭而精气灭，灭而形体朽，朽而成灰土，何用为鬼？”他很风趣地说，从古到今，死者亿万，大大超过了现在活着的人，如果人死为鬼，那么，道路之上岂不一步一鬼吗？王充认为人是由阴阳之气构成的，“阴气主为骨肉，阳气主为精神”，“精神本以血气为主，血气常附形体”，二者不可分离。他精辟地指出：“天下无独燃之火，世间安得有无体独知之精！”也就是说，精神不能离开人的形体而存在，世间根本不存在死人的灵魂。至于说有人声称见到了鬼，其实是人的恐惧心理造成的。所见的“鬼”只不过是一种幻觉。人们对鬼神的祭祀，有的是为了报答先人的功德，借以勉励后人；有的是对自然灾害无能为力，不得不乞灵于鬼神相助，以获丰收。但是，所有被祭祀的对象都是无知的，实际上并不能给人们带来什么祸福。

圣人并非天神所生

为了适应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治需要，汉代的唯心主义神学极力推崇古代的所谓圣人，说圣人是天神生的，能知“天地鬼神人事成败古往今来”。王充作为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虽然也承认孔子是圣人，并且也不反对孔子所提倡的封建伦理道德，但他批判了圣人“前知千岁，后知万岁”，有独见之明，不学自知的唯心主义先验论。他认为圣人只不过是比一般人聪明一些，而聪明又是来自于学习。“不学自知，不问自晓”的人是根本不存在的。他敢于冲破唯心主义神学的精神枷锁，在《论衡》中专门写了《问孔篇》和《剌孟篇》，对孔孟的“圣言”中自相矛盾的地方逐条提出了质问和驳斥。敢于批判圣人，敢于讲圣人没有说过的话，在当时确是难能可贵的。

今优于古

王充针对当时颂古非今的思潮，明确提出，古今无异，今优于古。他指斥“好褒古而毁今”的世俗之见，认为知古不知今就如同瞎子一样。他重视现实，主张在学习上不必拘泥于师法和古义。他认为汉比过去进步，汉在“百代之上”，是因为汉在“百代之后”。这种见解与“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思想是完全对立的。

王符（8），字节信，安定临泾（今甘肃镇原县）人，东汉后期进步思想家。王符少年好学，但出身低微，又未介入当时人所竞相荐引的游宦之事与精英圈子，因而不得升迁，于是愤而隐居著书，终生不仕。王符因“不欲章显其名”，故将所著书名之为《潜夫论》。这部书不显于当世，直到《隋书。经籍志》才列入了目录。

《潜夫论》共篇，多数是讨论治国安民之术的政论文章，少数也涉及哲学问题。他对东汉后期政治社会提出广泛尖锐的批判，涉及政治经济社会风俗各个方面，指出其本末倒置名实相违的黑暗情形，认为这些皆出于“衰世之务”，并引经据典，用历史教训警告当时的统治者。王符以平民思想家特有的异端情愫开启了东汉社会批判思潮的滥殇，使东汉思想界焕然一新，迸发出猛烈的社会批判力量，与其后的崔寔仲长统一道，共同对四百年的汉家王朝之治道得失进行了理论清算。

《潜夫论》的思想大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二元论倾向的天命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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