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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8章老李活得不易（第2页）

对于风雨飘摇中的大清国来说，洋人的气焰永远是一个巨大的威胁。而李鸿章一死，大清上下就失去了惟一能够与洋人周旋的人。李鸿章的死令“太后及帝哭失声”，大清国犹如“梁倾栋折，骤失倚侍”。

一个国家，虽然弱，但却是一个大国，拥有数亿人口，可就是这样一个国家，在国家危队的时候却只能倚侍一个老人……李鸿章又何只一个裱糊匠这么简单？

……

重头再仔细看看：

由于李鸿章的主持和参与，洋务派创办了中国近代第一条铁路、第一座钢铁厂、第一座机器制造厂、第一所近代化军校、第一支近代化海军舰队……

李鸿章为中国国计民生近代化所奠基的所有事业，令他身后的国人一直在受益。他是对中国近代化产生了至关重要影响的洋务运动的中坚。

但是，李鸿章一生所从事的另一种“洋务”，却使他在生前和身后招致众多的痛骂，因为根据国人一向的认知，中国近代史上的屈辱与不公都是他一手造成的，他所有竭尽心力的努力无不是在把国家的领土、财富和臣民出卖给洋人，这位大清重臣的罪责深重得几乎令人难以置信。

大清国没有“外交”的概念，所有的外事统统归于“洋务”。洋务运动的首领李鸿章不可避免地成为了大清国当然的“外交家”。李鸿章的外交生涯不但让西方人知道了大清国有一个“相貌堂堂”且“矜持、自信和傲慢”的李中堂，而且也让中国人在上一个世纪之交那段悲伤的日子里终于揪出了一个“罪魁祸首”————李鸿章让国人因为遭受屈辱而积淀的愤恨在怒斥他的过程中得到宣泄。

李鸿章丧权辱国是从中英《烟台条约》的谈判开始的。那时，英国人的军舰开入烟台，*军队开始向朝鲜武装挑衅，以对大清国构成战争威胁。皇亲醇亲王主张与英国人决裂开战，而李鸿章的思路是：大清国不能再在外交上走一贯的老路，即事端一出，动辄开战，战则必败，败则议和，和则割地赔款。所以，还不如直接谈判。于是，1876年9月，《烟台条约》签订。事后，英国人说：“这个文件既不明智也不实用，毫无意义，是一堆冗言赘语而已。”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得到想象中更多的利益。

甲午海战后，清廷命令李鸿章赴日谈判。结果，李鸿章在马关被一名刺客击中，子弹卡在他左眼下的骨头缝里，没有医生敢在这个位置下手术刀，李鸿章给朝廷的电报只有六个字：“伤处疼，弹难出。”可面对*人割让辽东、台湾、澎湖，赔款军费3亿两白银的“要价”，朝廷在给李鸿章的电报中均是模棱两可的“着鸿章酌量办理”。伤痛和心痛折磨着李鸿章。如果采取强硬的态度和立场，只能导致中日战争继续扩大。以大清国实际的军力状况而言，战争的结果只能是中国的东北被全面占领；而如果答应*人的条件，大清国主权和财产的损失也是巨大的。两害取其轻，这是面对残局的李鸿章的选择。

1895年4月，带着《马关条约》草约和脸上的绷带回国的李鸿章成了举国的“公敌”：朝廷斥责他办事不力，官员说他丧权辱国，民间暗示他拿了*人的银子，更有人公开声明要不惜一切杀掉他以雪“心头奇耻大辱”。

既能杀李鸿章，那干嘛不去杀*人？

每一次在国家面临危机时出来收拾残局的李鸿章，被国人视为*者。结果，有一次，全体军机大臣在上奏给皇帝的一份奏折中说了一句：“中国之败全由不西化之故，非鸿章之过”。就是这么一句，令李鸿章老泪纵横。

因为签订《马关条约》，李鸿章被清廷免去显赫职务，赋闲在京城贤良寺。

1896年，俄国沙皇加冕，各国祝贺，俄国人特别提到了代表的级别问题，清廷只有派李鸿章去。因为洋人们说，对于19世纪的中国，他们只知有李鸿章而不知有清廷。李鸿章以在马关被刺为由一再推辞，而朝廷就一再坚决不准，当李鸿章认为确实到了“众望所归”的时候了，便表示自己“非敢爱身，惟虞辱命”，只有“一息尚存，万程当赴”。

李鸿章的俄国之行还有一个重要行动，即与俄国结盟，希望“以夷制夷”，以俄国制衡*对中国的野心。可是他错了，四年之后，俄国入侵中国东北！

李鸿章在给清廷的奏折中表示：在某种意义上讲，大清国已经没有绝对封闭的国防。西方势力不但在文化上侵蚀着中国，更重要的是他们有侵占中国的野心，其手段是“一国生事，多国构煽”，列强的“友好”和“野心”从来都是搀杂在一起的，大清国对此必须保持警惕。世界发展至今日，一国已不可能关闭国门而安然生存。大清国如果打开国门参与世界商品经济的往来，不但可以富强自己，而且因为贸易是双边的，等于也就制约了别人，这样的制约甚至强过武力，整个地球便可“胥聚于中国”！

打开国门，参与世界商品经济往来……如果放到一百年后，那几乎就等于是“改革开放”！

只是，该怎样评价100年前这位不同寻常的大清重臣，中国人一向的定论与百年以来的世界舆论截然不同。

在中国，评价一个人是很容易同时也是很难的事情。

李鸿章临终时写了一首诗：

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

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

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

海外尘氛犹未熄，请君莫作等闲看。

李鸿章生逢中国最黑暗、最动荡的年代，他的每一次“出场”无不是在国家存亡危急之时，大清国要他承担的无不是“人情所最难堪”之事。可国人在对他咒骂痛斥之时，又有谁在“深自反省”，又有谁在真正负担着“国民之责任”？

中国史学界一般认为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魏源、林则徐是“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而倾心办洋务以“求富”、“自强”的李鸿章则是“起步走向世界”的第一人。

我们曾经循着历史书而痛骂李鸿章，可我们那时候并不知道，好的历史从来都不是所谓的历史学家所能撰写。我们需要怀疑，那些我们曾经读书的历史是否还存在一丝的真实？倘若教育只是为了统治，倘若历史只为了驯服，我们面对历史，除了冷汗嗖嗖之外，我们还能拥有什么？

历史已经进入了21世纪。如果我们还是站在几十年前的角度，为了自己的需要而片面的甚至断章取义的来研究历史的话，那真是我们民族我们国家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