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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一 养心（第5页）

君子立志，应当有把人类和万物作为自己同胞的胸襟度量，应当有品德高尚、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只有这样，才无愧于父母的生养之情，不愧为天地间的完人。所以他忧虑的，就是自己不如舜帝、不如周公，以及自己不专修德行、不精通学业。于是，便会忧虑小民的顽固不化，忧虑外敌侵扰国家，忧虑坏人当道而优秀人才被排斥埋没，忧虑自己未能给平民百姓以恩泽，这就是俗话说的悲天悯人，这是君子之忧。至于那一己的成败，一家的温饱，世俗之人理解的荣辱得失、贵贱毁誉等，君子是顾不上为此忧虑的。

【原文】

人之气质，由于天生，本难改变，惟读书则可变化气质。古之精相法，并言读书可以交换骨相。欲求变之之法，总须先立坚卓之志。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人的气质是天所生成的，所以很难改变，只有通过读书却可以改变。古代精于相人术的人，甚至说读书可以改变人的骨相。但是说到要改变人的气质的方法，最重要的还是先确立坚定的志向。

【原文】

治心治身，理不必太多，知不可太杂，切身日夕用得着的，不过一两句，所谓守约也。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修心养身，道理没有必要太多，所知道的也不必太庞杂，与自己切身相关，每时每刻都用得着的，只要一两句话就行，这就是抓住关键。

【原文】

凡沉疴在身，而人力可以自为主持者，约有二端：一曰以志帅气，一曰以静制动。人之疲惫不振，由于气弱。而志之强者，气亦为之稍变。如贪早睡，则强起以兴之；无聊赖，则端坐以凝之。此以志帅气之说也。久病虚怯，则时时有一畏死之见，憧扰于胸中，即梦魂亦不甚安恬，须将生前之名，身后之事，与一切妄念，扫除净尽，自然有一种恬淡意味，而寂定之余，真阳自生，此以静制动之法也。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凡是疾病缠身，而依靠自己的力量可以加以控制的大概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以顽强的意志指挥气，一种是以静制动。一个人疲惫不堪、精神不振，都是由于气弱。然而，意志坚强的人，气也会随意志而稍有改变。比如早上贪睡，就可以凭毅力坚决早起；如百无聊赖之时，就要端坐而固气，气也必会振作。这就是以志帅气。久病则气虚胆怯，时时有怕死的想法，困扰于心，就是睡梦之中，也难以安适。必须将生前的名誉，死后的一切事情，以及各种杂念都全部除掉，这样，自然心中生出一种恬淡的感觉来，从而在寂静之至时，真阳自生，这就是以静制动的方法。

【详解】

汉光武帝刘秀年轻时所立志向为“做官当做执金吾，娶妻当娶阴丽华”，被人传颂一时，而最后自己竟成了东汉的开国皇帝，则是刘秀始料未及的。刘秀，从小为人谨慎宽厚，勤于稼墙，似乎没有多大抱负，而其兄刘则性格刚毅，好行侠养士，素有大志。王莽天凤年间（公元14-19年），刘秀来到长安，拜中大夫许子威为师，学习《尚书》，能通大义，并从此立下了“做官当做执金吾，娶妻当娶阴丽华”的志向（执金吾是统领北军八校尉的中尉，内卫京师，外备征战，车骑甚盛，十分威武；而阴丽华则是南阳新野姿貌出众的美人）。

王莽末年，天下连闹蝗灾，盗贼蜂起。地皇三年（公元22年），南阳发生饥荒，各家宾客大多铤而走险，走上偷盗劫掠的道路。刘宾客也不例外，刘秀因此而受牵连，为避官吏追捕而不得不隐匿到新野，顺便在宛城出售粮食。当时社会上流行“图谶”的宗教迷信，宛城一个叫李守的人对其儿子李通说：“刘氏即将再次兴盛起来，李氏必将为其辅佐。”他们认为这“刘氏”将应在刘、刘秀兄弟身上，于是极力鼓动刘氏兄弟起兵反莽。刘秀起初不敢答应，但一想哥哥刘一向结交无业游民，必将发动起义，况且王莽政权败亡征兆已十分明显，于是与李通等人定下大计，暗中购置兵刃弩权箭，准备起兵。是年十月，刘依照刘秀与李通等人约定的起兵时间，正式提出“复高祖之业”的口号，亲自发动春陵（今湖北枣阳县东）子弟起兵。这时，刘秀仅二十八岁。

纵观曾国藩的一生，可以看到，他几乎无时无刻不在立志，或立志德业惊人，或立志出人头地，或立志扫平“洪杨”。而其中最值得一提的一件事是，青年曾国藩在会试没有被录取时，并没有心灰意冷，而是倾囊购买二十三史，回家发愤攻读。

道光十三年（1833年），二十三岁的曾国藩参加科试，补上了县学生员。

道光十四年，曾国藩进入省城岳麓书院读书。是年乡试得中举人。

这年冬天，曾国藩第一次离开湖南家乡，独自北上，参加次年春天的礼部会试。但这次却名落孙山。

恰巧，这年逢皇太后的六十大寿，照例增加乡会试恩科一次，所以第二年还有一次机会。但从湘乡到北京，千里迢迢，来回的路费不少。曾国藩在征得父亲的同意后，决定在京留住一年，等待参加明年的恩科会试。好在京师有一所“长沙会馆”，长沙府的应试举子住在里面，花费极少。曾国藩在北京居住一年多，眼界渐广。他除了继续勤研经史外，又对唐宋的诗词和古文发生了很大的兴趣。他觉得可以任意发挥见解的古文，远比那拾古人唾余而又缚手缚足的八股文，更有生气，也更有意义。

但道光十六年的恩科会试，曾国藩又没有被录取。他虽然颇感失望，但想到自己只有二十六岁，将来的机会还多，因此，这一时的挫折，也就淡然置之了。

放榜后，曾国藩立即收拾行装，搭乘运河的粮船返乡了。这时，他身边的盘费已经所剩无几。因此路过淮宁时，他便向同乡、任知县的易作梅借了一百两银子。但经过金陵的时候，他在书肆中看见一部精刻的二十三史，爱不忍释，一问价钱，恰好与他身边所有的钱相当。

曾国藩心中暗自盘算；好在从金陵到湘乡，全是水路，船票已买好，沿途所费也很有限。而随身所带的一些冬衣，这时也穿不着，不如索兴当了，也可凑足回家的盘费。

于是曾国藩把一时不穿的衣物，全送进当铺，毅然把那部心爱的二十三史买回来了。

皇后庆寿图

此图描绘清帝为皇太后祝寿时的场景。清有惯例，每逢皇帝、皇太后过整寿，都要向天下学子特开一科，叫作“恩科”。尽管曾国藩在道光十六年的恩科会试中再次落第，然而在京城的一年里却大大开拓了自己的眼界。

到家以后，曾麟书见他花了上百银子，买了几箱书回来；带去的衣箱，都装满了书，衣服却不见了。待他问明缘故以后，不仅没有责备，反而高兴地鼓励儿子说：“你借钱买书，不是坏事，我乐于替你还清欠款。但望你要细心研读，也就不算白费了。”

道光十八年，又值三年大考。但曾国藩家中为了上次的进京会试和偿还易家借款，此时已无余款可供再度进京的旅费。幸得亲戚族人帮忙，借了三十三吊钱，曾国藩才得以成行。到得北京后，已只剩下三吊。倘若这一科再不中，少不得又要欠债回家了。那时像他这样苦的考生真是不多。

三月礼部会试，曾国藩得中第三十八名进士。接着复试、殿试、朝考，成绩都很优异。引见皇帝之后，年仅二十八岁的曾国藩被授予翰林院庶吉士。科举时代的翰林，号称“清要词臣”，前途最是远大。内则大学士、尚书、侍郎，外则总督、巡抚，绝大多数都出身翰林院。

很多人到了翰林这个地位，已不必在书本上用太多的工夫，只消钻钻门路，顶多做诗赋日课，便可坐等散馆授官了。曾国藩来自农村，秉性淳朴，毫无钻营取巧的习气；在京十余年来勤读史书，倒培养出一股“以澄清天下为己任”的志气来。

志已立定，便要付诸实践。因此曾国藩自入翰林院任侍郎后，仍在不懈地努力读书。为此，他曾自立课程十二条，悉力以赴。同时，他还为自己编定了一个自修的课程：凡是读书的心得、人情的历练、自身的修养、诗文的创作，莫不分别记录下来。这些记录共分五类，命名为：茶余偶谈、过隙影、馈贫粮、诗文钞、诗文草。而且，从道光十九年（1839年）起，他开始写日记。后来虽然略曾间断，但时间不多；从咸丰八年（1858年）六月起，就不曾中断过一天。即使行军、生病的时候，也照记不误；直到他去世的前一天为止。就此一端，已可看出曾国藩毅力的一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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