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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二（第5页）

【原文】

生当乱世，居家之道，不可有余财，多财则终为患害，又安可过于安逸偷惰，如由新宅至老宅，必宜常常走路，不可坐轿骑马，又常常登山，亦可以练习筋骸。仕宦之家，不蓄积银钱，使子弟自觉一无可恃，一日不勤则将有饥寒之患，则子弟渐渐勤劳，知谋所以自立矣。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生逢乱世，居家之道，不要有多余的钱财，钱财多则终究会带来祸患，又不能过于安逸懒惰，如果从新屋到老屋，一定要走着去，不要坐轿骑马，又要常常去爬山，也可以锻炼筋骨。官宦人家，如果不积聚钱财，就会让子女们觉得没有什么可依靠的，一天不勤劳，就会有饥寒之患，这样，子女就会渐渐懂得勤劳，知道通过什么办法自立了。

【详解】

知足常乐，这是中国人妇孺皆知的常识。可是，生活在社会上的人，都是贪得无厌者多，知足不求者少。曾国藩深知贪得之弊，所以一力倡导知足。在他看来，只有知足，对现在处境感到满足，不去苛求什么，才可以避免无妄之灾。

中国传统之所以倡导知足，是因为中国哲人认为，如果保持幸福的状态，远比去谋求幸福更为重要。所以他们总是小心谨慎地保护着他们所得到的幸福。于是，他们就为我们留下了例如“知足者常乐”、“知足不辱”，“有福者莫享尽”之类的话，时时刻刻提醒着我们如何珍惜得到的幸福，而其中一个最为重要的宗旨，就是凡事不可发挥到尽头，适可而止。

曾国藩一生自奉清俭，所以在名声钱财问题上看得很开，常常告诫家人，对之不应过分追求，因此，在子弟没有做官时，曾国藩又常常教育他们正确对待权位和富贵，他对那位有几分傲气又有几分贪财的九弟的反复开导，最为突出。同治元年五月，湘军既得安庆，正包围金陵，他警告两个弟弟说：“若一面建功立业，外享大名，一面求田问舍，内图厚实，二者皆有盈满之象，全无谦退之意，则断不能久，此余所深信，而弟宜默默体验者也。”金陵即将攻破之时，他又告诫两个弟弟说：“古来成大功大名者，除千载一郭汾阳（子仪）外，恒有多少风波，多少灾难，谈何容易！愿与吾弟兢兢业业，各怀临深履薄之惧，以冀免于大戾。”他害怕功败垂成，勉励弟弟须有极强的敬业精神；又怕成大功大名时，飞来无名横祸，勉励弟弟须有临深履薄的畏惧之情。同时，他时时刻刻地考虑后路，写信给在乡间的澄侯，嘱咐他“莫买田产，莫管公事，吾所嘱者，二语而已，盛时常作衰时想，上场当念下场时，富贵人家，不可不牢记此二语也。”及至金陵攻克，兄弟封侯伯之后，他又多次写信给颇有抑郁之气的九弟，劝他“功成身退，愈急愈好”。还特地在曾国荃四十一岁生日时，作寿诗十三首相赠。其一云：

已寿斯民复寿身，拂衣归钓五湖春。丹诚磨炼堪千劫，不借良金更铸人。

这依然是教他要兢兢业业，临深履薄，看透“万事浮云过太虚”的现实，放眼未来，经过千磨万炼，将自己再铸金人。对待做官如此，对待钱财，曾国藩也反复教育子弟不要贪，认为“祸咎之来，本难逆料，然唯不贪财、不取巧、不沽名、不骄盈四者，究可弥缝一二”。人为财死，不贪少祸，这两点都是被自古以来无数事实所证明了的。所以，他告诫儿子说：“大约世家子弟，钱不可多，衣不可多，事虽至小，关系颇大。”为什么事小而关系颇大呢？因为，“未有钱多而子弟不骄者也”，钱多则易骄，则易奢，则易淫逸，则易放荡，最后必然导致家败名裂，昔祖父在时，每讥人家好积私财者为将败之征。所以，曾国藩如《朱子格言》所说“勿营华屋，勿谋良田”一样，反对家中积钱，反对买田起屋，他说：“银钱、买田最易长骄逸气，我家断不可积钱，断不可买田。”弟弟要在老家黄金堂买田起屋，他却写信告诉他们说，这也是“重余之罪戾，则寸心大为不安，不特生前做人不安，即死后做鬼也是不安，去年沅弟起屋太大，余至今以为隐虑”。那么，自家有了钱有了物，如何办？他认为，须多多积善修德，赈济穷困，“见贫苦亲邻，须加温恤”（《朱子格言》）。他捐钱买义田，救济同姓同里的贫穷者，还经常接济穷亲戚。道光二十四年，他俸银尚不多，却写信给六弟和九弟说：你们的“岳家皆孤儿寡妇，槁饿无策。我家不拯之，则孰拯之者？我家少八两，贤弟试设身处地而知其如救水火也。有钱人家，花那么点钱，如流水，如粪土，无所谓，而无钱人家得那么点钱，未必遂为债户逼取，渠得八两，则举室回春”。所以遇事应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这是曾国藩“仁者爱人”儒家思想的具体化。

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一件事是，曾国藩自己不求财，却对别人尤其是九弟曾国荃掠夺财富的行为加以包庇和纵容，这实在让人费解。金陵攻破后，湘军在金陵城内，“见人即杀，见屋即烧，子女玉帛，悉数归于湘军，而金陵遂永穷矣”。曾国荃是这一滔天罪行的魁首。他于金陵攻陷的当天就进了城，与他同时进城的赵烈文见各军入城后疯狂掠夺，肆意烧杀，一片混乱，“惟恐事中变，劝中丞（指曾国荃）再出镇压。中丞时乏甚，闻言意颇忤，张目曰：‘君欲余何往？’余曰：‘闻缺口甚大，恐当亲往堵御。’中丞摇首不答。”这说明曾国荃是有意纵容的。第二天，赵烈文拟出四条禁令，中有“止杀”一条，国荃坚不同意。至第七天，曾国荃虽然张贴了告示，但诸将均相应不理，“惟知掠夺，绝不奉行”，曾国荃一律听之。他本人不仅有部下来“孝敬”，“获资数千万”，“悉辇于家”，而且席卷了太平天国的金库。这年七月十一日，清廷下令追查天京贮金的下落，是言之有据的。赵烈文对于曾国荃等人的贪婪是愤愤不平的。后来，他旁敲侧击对曾国藩说：“沅帅坐左右之人累之耳！其实子女玉帛，无所取也。各员弁，自文案员至外差诸人，则人置理簏，有得即开簏藏纳，客至则倾身障之，丑态可掬。”曾国藩说：“吾弟所获无几，而老饕之名遍天下，亦太冤矣！”倒是他的满女曾纪芬说得坦率：“忠襄公（曾国荃）每克一名城，奏一凯战，必请假还家一次，颇以求田问舍自晦。”这不正是活生生的老饕形象吗？曾国藩自己也在信中说：“沅弟昔年于银钱取与之际不甚斟酌，朋辈之讥议菲薄，其根实在于此。”话虽说得极委婉，但“取与之际不甚斟酌”，却是事实，只是曾国藩在公开的场合不便如此说，只能在家中这般窃窃私语。

此事虽然令人费解，但是反过来想一想，曾国藩之所以提倡知足，只是怕不知足会遭来灾祸。

十三、仁爱——人能求仁，则万物同春

【原文】

求仁则人悦，凡人之生，皆得天地之理以成性，得天地之气以成形。我与民物，其大本同出一源，若但知私己，而不知仁民爱物，是于大本一源之道，已悖而失之矣。至于尊官厚禄，高居人上，则有拯民溺救民饥之责。读书学古，粗知大义，即有觉后知觉后觉之责。若但知自了，而不知教养庶汇，是于天之所以厚我者，辜负甚大矣。

孔门教人，莫大于求仁，而其最切者，莫要于欲立立人，欲达达人数语。立者自立不惧，如富人百物有余，不假外求；达者四达不悖，如贵人登高一呼，群山四应。人孰不己立己达，若能推以立人达人，则与物同春矣。后世论求仁者，莫精于张子之西铭，彼其视民胞物与，宏济群伦，皆事天者性分当然之事。必如此，乃可谓之人，不如此，则曰悖德，曰贼。诚如其说，则虽尽立天下之人，尽达天下之人，而曾无善劳之足言，人有不悦而归之者乎！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如果追求仁，人们就会感到愉快。大凡人的出生，都是禀赋天地之理而成性，得到天地之气而成形体。我与百姓及世间万物，从根本上说是同出一源，如果只知道爱惜自己而不知道为百姓万物着想，那么，就违背了这同一的根本。至于做大官，享受优厚的俸禄，高居于百姓之上，则有拯救百姓于痛苦之中的职责。读圣贤的书，学习古人，粗略知道其中的大义，要有启蒙还不知大义的人的责任。如果只知道自我完善，而不知道教养百姓，就大大地辜负了上天厚待我的本心。

张载像

儒门教人，最重要的就是教育人们要追求仁，而其中最急切的，就是自己若想成就事业，首先就要帮助别人成就事业，自己要想显达，首先就要帮助别人显达这几句话。已经成就事业的人对自己能否成功是不用担心的，如同富人东西本来就很富裕，并不需要去向别人借；已显达的人，继续显达的途径很多，好比是身份尊贵的人，登高一呼，四面响应的人就很多。人哪有不想自己成就事业让自己显达的呢？如果能够推己及人，让别人也能成就事业，能够显达，那么，就像万物同春一样美满了。后世谈论追求仁的人，没有超过张载《西铭》的，他认为推仁于百姓与世间万物，广济天下苍生，都是敬事上天的人理所应当的事。只有这样做，才算是人，否则就违背了做人的准则，只能算贼。如果人们真的如张载所说的那样，那么使天下的人都成就事业，都能够显达，自己却会任劳任怨，还有谁能不心悦诚服地拥戴他呢？

【原文】

带兵之道，用恩莫如用仁，用威莫如用礼。仁者，所谓欲立立人，欲达达人是也。待弁勇如待子弟，常有望其成立，望其发达之心，则人知恩矣。礼者，所谓无众寡，无大小，无欺慢，泰而不骄也，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威而不猛也。持之以敬，临之以庄，无形无声之际，常有凛然难犯之象，则人知威矣。守斯二者，虽蛮陌之邦可行，又何兵勇之不可治哉？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带兵之道，用施恩的方法不如用仁的方法，用立威的方法不如用礼的方法。仁就是自己要想建立的就让别人也建立，自己想要发达的，就让别人也发达。对待部下，就像是对待自己的子弟一样，一心希望他们能够发达，能够建功立业，这样，他们就知道感恩戴德了。礼就是无论人多人少，无论是大还是小，不敢有所怠慢，安泰但不骄横；衣冠整齐，举止严肃，令人望而生畏，威严但不凶暴。做事恭谨有礼，对待部下庄重，在不知不觉之中，常常保持凛然难犯的样子，这样，部属就感觉到你的威严了。如果能够做到这两条，即使蛮夷之国都可以畅行，还会有什么军队不能治理好呢！

【原文】

吾辈带兵，如父兄之带子弟一般，无银钱，无保举，尚是小事，切不可使之因扰民而坏品行，因嫖赌洋烟而坏身体。个个学习，人人成才，则兵勇感恩，兵勇之父母亦感恩矣。

爱民为治兵第一要义，须日日三令五申，视为性命根本之事，毋视为要结粉饰之文。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我们带兵，就像父亲带儿子、兄长带弟弟一样，没有钱财，没有得到保举，都是小事，千万不能纵容他们因扰乱百姓而坏了品性，因为嫖娼、赌博、吸食大烟而损坏了身体。如果他们个个好学向上，人人都成了才，那么，不仅他们自己感恩戴德，他们的父母也会感恩不尽。

爱护百姓是治兵的第一关键，必须天天三令五申，看作是军队的生命和根本，而不可将它看作是一种表面好看的文饰。

【详解】

孔子说：“仁者爱人。”仁也就是爱的意思，曾国藩强调仁爱，这也是《挺经》中必不可少的，因为你只有有了爱人之心，别人才有可能爱你、助你，使你实现自己的理想。

曾国藩作为一介书生，最终走上带兵打仗之路，所以很自然地就选择传统的以仁爱带兵这一方法，而且事实也证明他的这一方法是极为成功的。曾国藩在戎马倥偬中，极为重视爱民，声称“用兵之道，以保民为第一义”，又自号其家曰八本堂，八本之一是“行军以不扰民为本”。他作《劝诫州县》说：“惟农夫则无一人不苦，无一处不苦。农夫受苦太久，则必荒田不耕；军无粮，则必扰民；民无粮，则必从贼；贼无粮，则必变流贼，而大乱无了日矣！”所以，必须“重农以厚生”，又作《劝诫营官》说：“所恶乎贼匪者，以其淫掳焚杀，扰民害民也。所贵乎官兵者，以其救民安居也。若官兵扰害百姓，则与匪无殊矣。”所以，必须“禁骚扰以安民”。甚至在咸丰八年那个战火纷飞的岁月，他还于十一月初六在建昌前线作《爱民歌》，共八十句，给湘勇制定了不许扰民害民的规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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