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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百二十七章 非嫉其才恨其不为东吴所用（第2页）

是“王业成”的功名。

要立建设的功名，而不是破坏的功名，要建立一个遵从王业的，与霸道不同的王朝。

在这个过程中，周瑜也相信自己可以在历史的长河中激出朵朵浪花，将名声留于后人。

他甚至说“功名既立兮，王业成”，自己功名得立的那一天，也就是王业得成的时候，这是何等自信和豪壮。

不仅如此，只是惦记个人的功名和主公的王业的那个人，还不是真正的周瑜，他接着唱出“王业成兮，四海清，四海清兮，天下太平”的词来。

王业既成，四海偃兵，天下太平，于是百姓得以安，士大夫得以安乐，畅快平生，文臣武将各得其所。

这个时候的周郎呢？

夙愿得偿，痛快地喝上几杯酒，已经是“吾将醉”了。

醉了也还没完，“吾将醉兮，舞霜锋”，把人生最后的心思，天下太平后与挚友孙策赠送的佩剑霜锋剑相伴的想法也说了出来。

乘着酒意“舞霜锋”，将无止境的豪气与兄弟情化作剑气纵横天地间，此等丈夫歌，就算是滴酒不沾之人，闻之亦可痛饮三大白。

而毛宗岗修订版的《三国演义》，却把周瑜“丈夫歌”中的志向止于“立功名”，虽有醉后发狂吟之语可壮豪气，但也可以想象发的是何等狂吟，无非是还要立更大的功名而已，反而掉入了立功名慰平生的怪圈。

按照贾宝玉的话，这样的周瑜简直成了一个禄蠹，丝毫不见大英雄胸怀天下的豪迈气概。

前世央视版的《三国演义》选的就是毛宗岗版的“丈夫歌”，这一点，是个败笔。

另外，演义中，孙策临终前曾嘱托孙权，以后在军国大事的处理上，“内事不决，可问张昭；外事不决，可问周郎。”

应该源自于历史上对恋人跟的评价：宾礼名贤而张昭为之雄，交御豪俊而周瑜为之杰。

这两句话虽然根本意思不能尽数相同，但确实反应了一个主内，一个主外的优势所在。

其实不论是演义还是正史，周瑜都有吸收能人的心思，演义中他想收拢诸葛亮，正史中想收拢关羽张飞。

演义正史同样文武全才的周瑜，都是青年之时就征伐四方，为孙策集团确立版图立下汗马功劳，后又亲冒矢石为东吴开拓荆州，这都是相同的记载，无外乎在细节上有所差异。

志向上周瑜独具一种朝气，一种锐意进取自信豪迈的英霸之气，这点正史的万人之英，演义的丈夫歌都表达了出来。

现在编剧们纠结于该怎么定位周瑜这个人物，其实本身就有些狭隘了，但是无奈，《三国演义》这部书侧重点不是东吴集团，对于周瑜这个人物的描写，也仅限于赤壁之战这一环节，人物形象根本没办法展开。

所以，就只能通过诸葛周瑜斗智来塑造人物了，那么回到争论点，该不该把周瑜描写成一个气量狭小，嫉贤妒能的小人呢？

这一点，易青是坚决反对的，拍《杨家将》可以把北宋名将潘美塑造成奸邪潘仁美，那是因为民间流传甚广，而且正史中潘美也的确应该为杨业的死承担一定的责任。

但周瑜和潘美不一样，这个人物是三国这段历史当中最为璀璨的大英雄，将其描写成一个嫉贤妒能的小人，易青心里过不去这道坎。

所以，能够挽救这个人物的，也就只能着手于周瑜屡次加害诸葛亮的动机。

非嫉其才，恨其不能为东吴所用！

立足于这个出发点，那么一切也就解释的通了。

王福林也没想到易青这一次没从正史记载当中周瑜的事迹，形象来阐述自己的观点，而是立足于罗贯中笔下的《三国演义》，用一首原著当中的“丈夫歌”来破局。

对于周公瑾这首本命歌，王福林也非常喜欢，他当初拍《红楼梦》的时候，就喜欢引用曹雪芹的诗词来做插曲，这首“丈夫歌”自然也得了他的心。

之前讨论剧本的时候，他就建议将这首“丈夫歌”放进去，不过几个编剧都建议引用毛宗岗版本的。

现在听易青一分析，王福林再仔细一琢磨，还真的是，毛宗岗版本的“丈夫歌”立足于功名二字，倒是显得狭隘了，远不如原著中的豪迈大气，更能突显周瑜这个人物的形象。

再者，从周瑜屡次加害诸葛亮的动机出发，展开周公瑾和诸葛亮的几次斗法，虽然，还是显得周瑜性格偏激，但嫉贤妒能这个罪名怎么也落不到他的头上了。

两国交兵，各为其主，本来就应该无所不用其极，周瑜受孙策托孤之恩，辅佐孙权，肯定要尽心竭力，刘备势力与东吴争夺荆州，诸葛亮作为刘备的军师，周瑜招揽不成，于是想方设法要除去诸葛亮，那么这一切也就解释的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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