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猪小说网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篇二（第8页）

这道朱批，使曾国藩有恃无恐。他在《与各州县书》中，公开指责以往的地方官镇压不力，“明明知之，而不敢严办”，因为他们“搜其巢穴，有拒捕之忧；畏其伙党，有报复之惧；上宪勘转，有文书之烦；解犯往来，有需索之费”。在给友人的信中，他的指责更加锋利：“三四十年来一种风气，凡凶顽丑类，概优容而侍以不死，自谓宽厚载福，而不知万事堕坏于冥昧之中，浸溃以酿今日之流寇，岂复可暗弱宽纵，又令鼠子蜂起？”不能“宽厚载福”，不能“暗弱宽纵”，曾国藩的屠刀已是呼之欲出了。他一再向友朋和僚属表示：他决心“自别于畏死者之徒”，大干一场，“师武健严酷之为，以力振疲荼懦忍之风”，“即吾身得武健严酷之名，或有损于阴骘慈祥之说，亦不敢辞已”。

他致书湖南各州、县绅耆，示谕办好团练，对于“素行不法，惯为猾贼，造谣惑众者告之团长、族长，共同处罚，轻则置以家刑，重则置之死地！其有逃兵、逃勇，经过乡里劫掠扰乱者，格杀勿论！其有匪徒痞根，聚众滋事，持械抄抢者，格杀勿论！……”在私人信件中，这样的“指令”也是连篇累牍，如，“闻下游逃兵逃勇纷纷南来，省中当严兵以待，不使其入城乃善，其尤桀悍者，当斩一二人以威众”；如，对于“粤匪、土匪”，“若非痛加诛戮，与草剃而禽杀之，则悍民不知王法为何物”；如，“闻有并非楚勇、并非湘勇随之以去者……尤须认真访查，斩数人以惩其余”；如，“严缚匪党，动与磔死”等。他在长沙鱼塘口自己的寓馆内设立审案局，委派候补知州刘建德、照磨严良浚承审，“匪类解到，重则立决，轻则毙之杖下，又轻则鞭之千百”。他还窃窃自诩道：“巨案则自行汇奏，小者则惟吾专之，期于立办无所挂碍牵掣于其间，案至即时讯供，即时正法，亦无所期待迁延。”在给僚属的信中，他自述道：“国藩以前月下旬于寓中设审案局，十日内已戮五人。”他设审案局是在咸丰三年正月下旬，到六月十二日，他即向咸丰帝报功说：“臣设局以来，……一经到案讯明，立予正法。计斩决之犯一百四名，立毙杖下者二名，监毙狱中者三十一名。”仅据曾国藩自己供认，五个月中，他直接杀死了一百三十七人！约平均每天杀死一个人！并且经他“批令无庸解省、就地正法者，不在此数。又如安化蓝田串子会匪，前经札饬湘乡知县朱诒密往掩捕，捕获九十二名，其陆续正法者，亦不在此数”。他这样大规模地残杀，竟使湖南“文法吏大哗”，就更不必说普通人民的惶恐与仇恨了。

十六、拂逆——借人之拂逆，磨砺我之德性

【原文】

处逆境之道，惟西铭“无所逃而待烹，申生恭也。勇于从而顺令者，伯奇也”等句，最为亲切！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对待逆境的方法，只有《西铭》中所说的“像申生那样无处逃遁就束手待烹，像伯奇那样勇于追随而顺从命令”等话，说得最亲切。

【原文】

外境之忤，未可滞滤，置而遣之，终履夷涂。心欲其定，气欲其定，神欲其定，体欲其定。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外界困境的侵扰，不可常存心中，而应把它排除，这样，终究会走上坦途。心要安定，气要静定，精神要安适，身体要泰定。

【原文】

古人办事掣肘之处，拂逆之端，世世有之，人人不免。恶其拂逆，而必欲顺从，设法以诛锄异己者，权奸之行径也。听其拂逆，而动心忍性，委曲求全，且以无敌国外患而亡为虑者，圣贤之用心也。吾正可借人之拂逆，以磨砺我之德性，其庶几乎！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古人办事，也往往有人干扰阻挠，这种违拗的情况，代代都有，人人难免。因为厌恶别人违拗自己的心意，定要别人顺从自己，便设法诛除异己，这是权奸的行径。听任其违拗自己，借此砥砺自己的德性，培养自己的耐心，委曲求全，并且以没有敌国外患，反而造成亡国为虑的，这就是圣贤的用心。我正可以借助别人的违拗，来磨砺我的德性，这就差不多了吧！

【详解】

《挺经》的主旨就在于在逆境中顽强挺立，等待机会的到来。因此，处逆境之道当属《挺经》的核心内容。曾国藩把逆境分为两类：一类是比较大的逆境，它关系到生死存亡；一类则是比较小的逆境，它关系到事情处理的顺遂与否，这也称为拂逆。

在逆境面前，曾国藩为什么会主张“无所逃而待烹”呢？这与他自己的亲身经历有极为密切的关系。在此，我们将特别提一下曾国藩两次自杀的经历。同治三年（1864年），新组建的湘军从太平军手中夺得了岳州，但不久又被太平军夺回。岳州之役后，石达开之堂弟石贞祥与林绍璋率领的太平军乘胜进击，夺得距长沙城北仅五十里的靖港，三月二十七日又夺得距长沙城西南仅九十里的湘潭。王运后来分析道：“当是时，寇若从湘潭上游乘春水攻省城，及从靖港乘北风来攻，皆不过二十刻。”与此同时，衡州、永州、郴州、桂阳及两粤诸地本已很活跃的会党，更加活跃起来，用曾国藩自己的话说，“闻风响应，从乱如归，东南大局不堪想”。当此之时，省城内外，官府上下，日夜惴惴，“闻吹角及火光，皆自惊”，因而昼闭城门，自断饷道。曾国藩于是于三月廿四日（4月21日）集众计议，各部将都说：“入城坐困，宜亲督战。”湘勇经岳州、宁乡两次挫败，阵亡七八百人，又淘汰千余名，加上林源恩所带一营远在平江驻防，留在省城及其附近者已为数不多。以为数不多的练勇对付强大的太平军，当然不能同时兼顾靖港、湘潭两处。那么首先指向何处，当时出现针锋相对的意见。有人建议先夺取靖港的太平军大营。曾国藩因为多次接到出省援鄂的上谕，也觉得若能败靖港太平军，便可沿江北向；而且，若先攻湘潭，不免有退避之嫌。但是幕友们多不同，认为湘潭是大商埠，军需所资，理宜先夺取湘潭；若攻靖港大败，再退回省城，便是置自己于死地。持此主张最力者是陈士杰。他对王运说：“今独可悉兵援湘潭，即不利，犹得保衡、永，图再举；若不顾根本，但图进取，一败俱死矣。”王运把这个意见转告曾国藩，曾“即大悟”。陈士杰不但自己向曾国藩“尽其说”，而且约请杨载福、彭玉麟“俱陈上攻（湘潭）之便”。恰恰这时，“水师十营官皆至，推彭玉麟定所向”。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藩才下决心先攻湘潭，于三月二十八日派补用副将塔齐布、蓝翎守备周凤山带一千三百余人向湘潭方向增援。次日，又派候补知府褚汝航等管带水师五营逆湘江而上，夹击湘潭，并且约定由曾国藩于第二天自带五营继进。

当天晚上，突然长沙县乡团的士绅来报：“靖港寇屯中数百人，不虞我，可驱而走也。团丁特欲借旗鼓以威贼，已作浮桥济师。机不可失！”曾国藩一听，立即动了心，认为“潭城贼被官军水陆痛剿，专盼靖港之贼救援，亟应乘机攻剿，俾贼逆首尾不能相顾”，于是变更计划，在第二天卯刻率领大小战船四十多只，陆勇八百名向靖港进发。靖港为湘江、资水交汇之处，对岸有铜官山，六朝时曾置铜官于此，故称铜官渚。曾国藩随水师督战，座船到达距铜官渚二十里的白沙洲。

出发前，李元度极力劝阻说：“兵之精者已调剿湘潭，早晚捷音必至。此间但宜坚守，勿轻动。”曾国藩不听，李元度和章寿麟都请求同行，他也不同意，并且将一份遗疏和一份两千多字的遗嘱秘密交给李元度，托李元度在他死后将遗疏交湖南巡抚代陈，遗嘱则请交他的弟弟们。又说：“营中军械辎重，船百余艘，子善护之。”曾国藩大有孤注一掷之势。岂料，四月初二（4月28日），湘军船队刚接近太平军军营，就被密集的炮火轰击，不敢近岸，乃急令后退。却因风大水急，难以逆水而上，只得牵缆徐行。而缆绳又不断被太平军的小队砍断，水师因此大乱，溃散一半，船炮也失去三分之一；陆师八百名与团丁合军进击时，因团丁见太平军旗号便反奔，陆师也随之溃逃，争夺浮桥，桥坏板浮，坠水者百余人。曾国藩见这兵败如山倒的情形，手持利剑，站在桥头，立下令旗，大喊：“过旗者斩！”但湘勇都绕旗而过，抱头鼠窜，无可收拾。申刻开仗，仅半顿饭久，陆勇溃散，水勇亦纷纷奔窜。“二千余人，竟至全数溃散，弃炮船而不顾”，“红船之水手仅存三人，余船竟无一水手”，且“贼船直犯帅舟，矢可及也”。曾国藩在这种情况紧急、情绪悲愤的境遇中，乃投水自尽。随行标兵三人拖拉，曾国藩鼓眼吹胡子大骂，标兵无奈。正在曾国藩水将灭顶之时，座船后舱跳出一个人来，一手把他拉上岸。此人叫章寿麟，字价人，长沙人，亦在曾氏幕府供职。曾国藩出战前，陈士杰、李元度估计，如曾国藩兵败，必死，乃由章寿麟潜藏于曾氏座船船尾。此时，曾国藩见到章寿麟，依然尊严不减，怒道：“你来干什么？”章寿麟随口编出话来说：“湘潭战事已经胜利，特来报捷。”他给了曾国藩一个下台的阶梯。曾国藩穿着湿衣，蓬头跣足地回到了长沙市郊南湖港。第二天早晨，左宗棠缒城出，到船上会见曾国藩时，他的短袄上泥沙犹在。左宗棠劝慰他说：“事尚可为，速死非义。”他“嗔目不语”，只在纸上写明所存军械、弹丸、火药的数量，叫左宗棠代为检点。

靖港之败的消息在长沙传开后，人言藉藉，纷纷指责曾国藩无能。存政使徐有壬尤惊恐万状，绕室徘徊，直到第二天天亮仍不止息。他与按察使陶恩培一起给巡抚骆秉章发文，请求弹劾曾国藩，并且罢遣湘勇。只因骆秉章认为此举不妥，才罢了此议。本来，曾国藩办团出征，因触犯了某些官僚的尊严和权益，常遭讥讽和冷遇，他在家信中诉苦说：“今年（指咸丰四年）二月在省城河下，凡我所带之兵勇仆从人等，每次上城，必遭毒骂痛打，此四弟、季弟所亲见者；谤怨沸腾，万口嘲讥，此四弟、季弟所亲闻者。”自有靖港之败后，“景况更有令人难堪者”，朝野唾骂，“为通省所鄙夷”。即使是他的一些同窗好友，也多敬而远之。他邀请郭嵩焘专办湖南捐输，郭嵩焘“引嫌避怨”，不肯与他共事；他勉强邀请刘蓉来省，刘蓉不久亦设辞归去。他写信给诸弟说：“兵凶战危之地，无人不趋而避之。平日至交加冯树堂、郭云仙等尚不肯来，则其他更何论焉！现除李次青外，诸事皆兄一人经手，无人肯相助者。”他的萧条孤苦可谓至极了。

曾国藩于咸丰三年因奏请以杨健入祀乡贤祠而被降二级调用。自靖港归省后，弃舟上岸，独居城南妙高峰上，想起自己的处分，又想起自己成师以来，初战失利于岳州，继而挫败于靖港，悲观至极，料必被朝廷科以重刑，乃写好遗折和遗片，谓自己“不特不能肃清下游江面，而且在本省屡次丧师失律，获罪甚重，无以对我君父，谨北向九叩首，恭折阙廷，即于△△日殉难”。只待填写自裁的日子了。只是由于身旁友人多方劝慰与鼓励，尤其他想起父亲曾麟书屡屡告诫他“尽心王事，无以身家为念”，这才打消了自裁的念头。他父亲的信中有云：“儿此出以杀贼报国，非直为桑梓也。兵事时有利钝，出湖南境而战死，是皆死所，若死于湖南，吾不尔哭！”时人闻者，肃然起敬，传为美谈。当然，曾国藩没有去演这幕自裁的悲剧，更主要的是因为他派去湘潭的队伍屡获胜仗，太平军死伤四千余人，炮械、战船也损失不少，败退岳州，主将林绍璋被革职。塔齐布等的这一胜利，给曾国藩打了一针强心剂，使他悲中有喜，他像捞到了一根救命稻草，能够继续上游。他笑着对幕友说：“死生盖有命哉！”

曾国藩第二次投水自尽则完全是由于湘军的骄傲造成的。咸丰四年（1855年）湘军由于几个月在岳州、城陵矶、武昌、罗家墩等地连战连胜，很有一股骄气和锐气，水勇赤膊短衩，手持刀枪，露立船头，急流东下。同年九月水陆两师先后从武昌等地拔营起行，一路攻克大治、兴国，九月二十五日（11月15日）水师在蓟州获胜；十月初一、初四、初五（11月20日、23日、24日）陆师在半壁山大战告捷，逼太平军移屯下游之富池口。半壁山对岸为田家镇，在长江之北。太平军在此驻有重兵，约四万多人，且在江面上横亘铁锁链四道，铁锁链系在船、排之上，船上置枪，排上安炮，同时铺沙贮水，以防火弹延烧。铁锁链上游有战船三四十只，铁锁链下游约六十里处，则屯集各类大小船只。田家镇沿岸上下六七里，都安有炮台，统由燕王秦日纲管带。湘军根据“先攻南岸，次攻江西，然后合攻北面”的战略部署，十月初在半壁山获胜后，于十月十三日（12月1日）发起了新的进攻，斩断了江上铁锁链，焚烧了太平军船只四千多只，其所夺船五百多只，也一并烧毁。驻田家镇的太平军因而下撤。与此同时，在田家镇上游的蕲州，由曾凤传、陈玉成率领的太平军本与魁玉、杨昌泗尚相持不下，闻田家镇失守，也于次日深夜弃城东撤。此次田家镇之役，湘军的屠杀极其残忍，曾国藩自供道：仅仅南岸，“自半壁山以至富池口，中间沙州数里，前此初四、初五之战，尚有千余贼尸未收，至于焚溺半死之贼，复混杂于沙际水滨，残骸堆积，断肢漂流”。至于江面上，“申酉之际，追至三十余里之武穴地方，乃纵火大烧，烟焰蔽天”，“又三十里至龙岸，时已三更，凡烧船约四千余号，百里内外火光烛天，皆该逆历年听掳民船，同归浩劫”。

田家镇之役，使太平军于九江、安庆之上游顿失屏障，水师损耗殆尽，西征的计划再次受挫。而在湘军方面，“自有此军以来，陆路杀贼之多，无有过于初四之战，水路烧船之多，无有过于十三之役”；加上，北路桂明之绿营虽被朝廷明令归曾国藩节制，但行动迟缓，节节逗留，军功无几，屡遭上谕谴责，故湘军营哨弁勇此时更多骄慢之气，几有不可一世之概。正因为如此，它的挫败必然接踵而来。十二月十二日（1856年1月29日）水师在小胜之后冒险突进，一百二十多只轻便战船载着两千多水勇，尽除鄱阳湖口障碍，驶入湖内。当时，只听一阵锣响，湖口两侧的太平军奋勇齐出，飞速设垒设卡，断了这大队水师的退路，使实力雄厚、一时所向无敌的湘军水师从此被截为外江和内湖两部分。其在长江者，“多笨重船只，运棹不灵，如鸟去翼，如虫去足，实觉无以自立”，李孟群、彭玉麟只得放弃这些笨重船只，退逃上游。

田家镇及蕲州战图

咸丰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1856年2月11日），曾国藩因田家镇之胜，奉到上谕，“着赏穿黄马褂”。然而，就在这天晚上，大败于长江水面上。三更，九江林启容与小池口罗大纲的太平军，各抬数十只小船入江，乘夜黑地暗，冲入湘军船帮，进行火攻。湘军大乱，纷纷挂帆上驶，“自九江以上之隆坪、武穴、田家镇，直至蕲州，处处皆有战船，且有弃而逃者，粮台各所之船，水手尽行逃窜”。曾国藩坐上舢板督阵，号令不许开船，可是令不行禁不止。仓促不及逃亡的战船被焚百余条，曾国藩的坐船也被俘虏，“文案全失”，连皇帝奖赏他的黄马褂、白玉四喜扳指、白玉巴图鲁翎管、玉靶小刀、火镰等件，均成为了太平军的战利品，曾国藩见自己手中的赌注已失，痛心疾首，再次投水自尽，又被幕客派人救起，送入罗泽南陆军营内。他还欲效春秋时晋国先轸之例，策马赴敌以死，被罗泽南、刘蓉等力劝乃止。事隔四年，至咸丰八年十二月，他犹余悸未定，感叹“吉凶同域，忧喜并时，殊不可解”！

正是因为这两次自杀经历，让曾国藩得出了“死生由命”、“吉凶同域”、“忧喜并时”等宿命论观点，既然一切由命，又有什么可怕的呢！所以此后曾国藩无论遇到什么挫折，再也没有想过去一死之了。也正是由于他的这一认识，才促成了他最后的成功。

自曾国藩两次自杀以后，他接下来遇到的最大逆境是湘军三河之败。

1858年，太平天国重整朝纲，各路军师在枞阳大会之后，陈玉成、李秀成指挥的大军于8月收复皖北重镇庐州（今合肥市），9月25日在滁州乌衣镇歼清军江北大营三四千人，9月26日在江浦县小店歼清军江南大营援师五千人，进而在浦口向江北大营进击，歼敌一万多人，使江北大营溃不成军；又乘胜克复江浦、六合、扬州、天长等重镇，使金陵与大江以北的交通得以恢复。同时，陈玉成部由潜山指向武汉，石达开大军进入湖南省境。在太平军击破江北大营前后，湘军李续宾率部从湖北猛攻安徽，连陷太湖、潜山、桐城、舒城等县，其势汹汹。但当他进攻太平天国的后勤基地三河镇时，陈玉成、李秀成、吴如孝会同捻军张乐行共十余万人，挥师驰援，切断了湘军的退路，被誉为“所向无敌，立于不败之地”的李续宾部六千多人于11月5日全部被歼，曾国藩的弟弟曾国华也被击毙。胡林翼哀叹道：“三河溃败之后，元气尽伤，四年纠合之精锐，覆于一旦！”

曾国藩日夜忧伤，给在乡间的弟弟们写信说：“金陵大营去冬即有克复之望，今年六七月间贼势尤极穷蹙。八月间，逆匪忽破浦口，德钦差营盘失陷。又破江浦、天长、仪征三县。扬州被围，并有失守之说。南京之贼接济已通，气势复旺。天下事诚有非意料所及者！”

与此同时，江西建昌、宁都一带由于战争仍频，千里赤地，疫病流行，传染到了兵勇。先行入闽的张运兰部三千多人便“留八百人在建昌养病”，萧启江部病者一千三百五十六人，吴国佐部病者不下八百人，刘长佑部“患病尤众，几于十人而九，不复能以成军”，“行军数日，长夫病困，锅、帐、弹药、沿途抛弃”。这就大大减弱了江西省内湘军的战斗力。

凡此种种，使曾国藩异常郁闷。他写信给儿子说：“军情变幻不测，春夏间方冀北贼指日可平，不图七月有庐州之变，八九月有江浦、六合之变，又有三河之大变，全局破坏，与咸丰四年冬间相似，情怀难堪！但愿尔专心读书……则余在军中，心常常自慰。”从此，曾国藩再不唱一年内肃清太平军的高调了，而且“公愤私戚，意绪瞀乱”。他“因久住建昌，无所作为，欲拔赴湖口，又恐闽贼来窜抚、建，进退两难，寸心终日纷扰，屡次占卦，亦智略不足”。

但是，曾国藩仍然是镇定的，头脑是清醒的。咸丰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他分析了建昌东面的福建连城一带、南面江西信丰一带与北面景德镇一带的太平军的情况。三处虽均距建昌在五百里以外，但连城太平军人数少，“闽事不足深虑”，赣南太平军则“尚有畏避官兵之意”，且有开赴湘南的趋势，只有“景德镇之，无论东犯广信，西犯湖口，皆为莫大之患”。患在哪里？他认为，在江北三河溃败、安庆撤围的情况下，“若使南岸彭泽、湖口复有蹉跌，则九江亦且岌岌可危”，湘军在整个战场上很可能糜烂于一旦。因此，他强调，“就大局而论，景德镇情形又较重于南路”。于是他立即将自福建折回的张运兰部调至景德镇，与统带饶防兵勇的刘于淳汇合。舍东舍南而图北，是曾国藩很重要的一着棋，为他后来进军安徽、包围金陵开辟了前进的道路。

曾国藩一生大半时间是身处官场之中，遭受的拂逆可谓数不胜数，这些拂逆有来自同僚的，有来自部下的，而更多的则是来自上司的。那么，在这众多的拂逆面前，曾国藩是否真的做到了“圣贤之用心”呢？

神级龙珠系统  空军武器大百科  李俊峰  全球进入异世界  明代社会生活史  诗经全集  团体心理咨询与治疗  中年了不能玩游戏吗  刘寅传  修罗战神在都市  中国皇帝全传  全面崛起  万古最强龙婿  位面三国争霸  八方云动  拿破仑传（全新升级版）  平凡不平凡的世界  围术期液体管理核心问题解析  财智在线，萧爷总是夸夸妻谈  太平里的广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