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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二（第7页）

【解读】

据我观察，自古以来大乱的时代，必定是先混淆是非，然后政治颠倒，灾害也就随之产生。屈原之所以激愤投江而不后悔，也是因为对当时的是非颠倒感到万分痛心。所以说：兰芷已变得不芳香了，荃蕙竟变成了茅草！又说：随时俗而从流，又怎么能没有变化呢？悲伤是非越来越混淆，几乎到了无法自立的地步。后世如汉、晋、唐、宋的末年，也是因为朝廷先把是非混淆颠倒，然后小人才能得志，使君子有惶惶不安、无所依托之感。由此推想到一省之中，一军之内，也是必定因为是非不正，然后才使其政绩没有什么可值得赞赏的。

【原文】

赏罚之任，视乎权位，有得行者有不得行者。至于维持是非之公，则吾辈皆不可辞之责。顾亭林先生所谓匹夫与有责焉者也。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赏罚这种事，要看自己权力地位的大小高低，有的行得通，有的行不通。至于维护是非的公正，则是我们大家不可推卸的责任，这就是顾亭林先生所说的匹夫有责。

【详解】

曾国藩这里所说的严明，主要是就治军而言的，曾国藩作为书生治军，注重军纪严明，这似乎是顺理成章之事。因为纪律严明，历来就被认为是治军必不可少的。

曾国藩治军严明主要表现在对队伍的严加约束上，在这方面，曾国藩可谓六亲不认。如湘军初建时，纪律涣散。尤其是靖港之败，练勇大批溃散，即使在湘潭之役中获得胜利的水陆勇也到处抢劫，携私潜逃。曾国藩于咸丰四年四月二十日（1854年5月16日）在家书就这点作过较为详细地记述：“水勇自二十四五日成章诏营内逃去百余人，胡维峰营内逃去数十人。二十七日，何南青营内逃去一哨，将战船炮位弃之东阳港，尽抢船中之钱米帆布等件以行。二十八日，各营逃至三四百人之多。不待初二靖江战败，而后有此一溃也。其在湘潭打胜仗之五营，亦但知抢分贼赃，全不回省，即行逃回县城。甚至战船送入湘乡河内，各勇登岸逃归，听战船漂流河中，丢失货物。彭雪琴发功牌与水手，水手见忽有顶戴，遂自言名册上姓名全是假的，应募之时乱捏姓名，以备将来稍不整齐，不能执册以相索云云。鄙意欲预为逃走之地，先设捏名之计。湘勇之丧心昧良，已可概见！”他们应募入伍，本来就是为了发财，所以不少人隐名埋姓，另捏假号。这些人的战斗力自然不可能很强。曾国藩对这点是看得很清楚的：“若将已散者复行招回，则断难得力。”因此，他自岳州、靖港、湘潭之役后，立即着手整顿湘军，凡溃散之勇不再收回，溃散营哨的营官哨长也一律裁去不用，连他自己的弟弟曾国葆也在被裁者之列。经过整顿，水陆各勇仅留五千多人。与此同时，他调罗泽南、李续宾带所部湘勇回长沙，又令在战斗中英勇可靠的塔齐布、杨载福、彭玉麟等大量招募新勇，新增数营，湘勇很快又扩大到一万来人。他还向广东、广西奏调水师兵勇，广东派出东登州镇总兵陈辉龙带水兵四百名、炮一百尊，广西派升用道员李孟群带水勇一千名，来湘会合。又在衡阳、湘潭分设船厂，新造战船六十多只。

湘军经过这次整顿之后，更加兵精械足，“规模重整，军容复壮”，水陆两师共达二万之众。

湘军正因为诸将在曾国藩的严格教诲下，“虽离曾国藩远去，皆遵守约束不变”。因为曾国藩在湘军中把封建伦理观念同尊卑等级观念结合起来，将军法、军规同家法、家规结合起来，用父子、兄弟、师生、朋友等亲友关系来掩饰、调剂、补充上下尊卑关系，以减少内部的摩擦与抵触，使下级与士兵乐于尊重官长，服从官长，为官长卖命。

但是，从历史事实看，曾国藩的严明还是分情况的，如对曾国荃的种种贪行他还是睁一眼闭一眼。为此，他与好友彭玉麟几乎闹翻。

彭、曾二人虽然关系甚笃，几无内外之分，但也时常因事生怨，矛盾不休。如柳寿田事件，以及彭力劝曾国藩杀掉曾国荃，以正视听，就是明证。

柳寿田，早年曾任曾国藩的随从，后来转入曾国藩的亲兵营，又转入彭玉麟统率的水师，是曾的心腹耳目。他深知彭玉麟与曾国荃不和，故常散布有曾无彭的言论。同治三年秋冬之际，彭玉麟借故将柳寿田割耳撤职，并且不许他离营前往金陵。曾国藩十分气恼，去信诘责彭玉麟将柳寿田撤职一事，指责其目无长官，越俎代庖。信中言辞激烈——“故意重责割耳，谓非有意挑衅，其谁信之？”“此等举动，若他人施之阁下，阁下能受之乎？阁下于咸丰十一年冬间及此次皆劝鄙人大义灭亲。舍弟并无管、蔡叛逆之迹，不知何以应诛？不知舍弟何处开罪阁下，恨之如此？”“（你还到处攻讦我）将兵紊乱，鄙人在军十年，自问聋聩不至于此”。

长期以来，由于曾国藩的袒护，曾国荃嚣张跋扈，盛气凌人，所部吉字营更是无恶不作，在天京城中烧杀抢掠。为此，彭玉麟曾两次力劝曾国藩要大义灭亲，从全局考虑，杀掉曾国荃，以正视听。但每每都被曾搪塞之，并由此对彭心生不满。

由此可见，由于种种因素，如人才难得、形势所迫、亲情牵缠等，治军时要真正做到严明确实是极为困难的事，而曾国藩能做到这一步，也实属不易了。

而在当时的湘军中，真正以治军严明著称的当数彭玉麟，可以说是得曾国藩严明之真传。

彭玉麟归隐后，因为查江旧居已坏，在郡城东岸买小楼自居，题名曰“退省庵”。常往母亲墓地及查江家庙，布衣青鞋，不设侍从。补制满，仍不出任官，种树灌园，有终老之志。但自彭玉麟归隐，长江水师规制渐坏，弁勇横行抢掠，朝野有人认为水师可废。清廷下诏彭玉麟再出视师。彭玉麟出山后即劾罢营哨官百余人，于是江湖肃然。尤其是他不顾情面劾退了名将黄翼升。彭玉麟勇于负责，有功不贪，常轻舟小艇，往来倏忽，不独将佐畏之如神，即地方官也望风震慑，民间不轨之徒及作奸犯科者辄互相惊吓曰：“彭官保来！”立即奔逃不敢出，威声震动数千里。朝廷对他倚任更重，凡有大事都交他处置，如两江总督左宗棠、刘坤一，湖广总督涂宗瀛、两广总督张树声，皆朝廷倚重大臣，经言官劾奏，皆命彭玉麟察核。

彭玉麟刚介绝俗，颇有豪气，尤善饮，经常咯血而酒不废。中年黜妻屏子，没有姬侍，只有一二个老兵供事其旁。对待部下旧将如同布衣子弟，而纪律极严。他的弟弟久客州县，服食鸦片成瘾，正巧军中严禁食烟，旁人告知此事，彭玉麟大怒，立杖四十，并斥之曰：“不断烟瘾，死不相见。”他的弟弟感愧自恨，卧三日已濒死，竟绝不再服，复为兄弟如初，以旧习商业，令行盐，致赀巨万，一无所取，其弟亦豪迈挥霍，恤贫笃义。家人流落江淮的，全部收养，岁散万金。

彭玉麟尤恶浮华，厌绝请送之类官场旧习。治军广东时，民士恐饷粮不继，共募银十七万送军中，彭拒而不受。辞官之日，众以金排万人姓名于二伞上，价值万金，彭谕令各还其主，且戒其奢。断案严肃，恒得法外意，所杀必可以正民俗。安庆候补副将胡开泰，召娼女饮酒作乐，而使妻行酒，其妻不从，遂抽刀割其腹，街巷汹汹，事情闹到院司，正聚议所以处置。彭赶至后，说：“此易耳。”遣人召来，但询名姓居址，即令牵出斩之，民众大欢。忠义前营营官、总兵衔副将谭祖纶诱劫其友张清胜妻，清胜知悉后，秘密留居密室，出伪券索要偿债，但逃走，升营将。州县官因为在谭祖纶管辖地方，置之不问，因诉于彭玉麟。彭玉麟先闻黄州汉阳道路藉藉，欲治之无端，得清胜词，为移总督，先奏劾谭祖纶，且遣清胜赴武昌对质。朝廷下诏，令彭玉麟与总督即讯，谭祖纶令人将张清胜从轮船上挤下溺死。又行贿张妻、父母及妾刘氏反其狱，忠义营统将方贵重用事，总督昌言诱奸无死罪，谋杀无据。彭玉麟知谭祖纶根据盘固，不可究诘。适总督监临乡闱，立即至武昌，檄府司提祖纶至行辕，亲讯，忠义营军倾营往观。祖纶至，若无其事的样子，等到公开他的罪行，支离狡诈，及谋杀踪迹，祖纶伏罪，立即令就岸上正法，一军大惊。江宁有个秀才，妻有美姿，当时李鸿章督两江，他的远亲弟弟称“四大人”者喜爱她，假传太夫人命，诱入署中，逾月不令归。秀才侦知其情，请之不能得，上控到县也不理，控到府也不理。秀才知无处诉，于是得痴病，终日喃喃不绝口，讲的就是妻子被霸占的事。彭玉麟一日停舟西门，在茶馆遇见秀才，问他原因，并说：“你没有听到老彭来了吗，何不告诉他？”秀才问老彭在哪里，彭玉麟指示停舟的地方，并代为他写告状词。第二天，秀才果真前去呼冤，彭玉麟令侍从召秀才入见，秀才抬头仰视，见彭玉麟是昨日茶馆中的饮客，大喜过望。彭玉麟见状也笑，把他的诉状拿过来，并安慰地说：“明天在家等候你的妻子回来吧。”秀才言谢而去。

彭玉麟立即拿着呈状词拜见李鸿章，纵论巡江之事，言谈之间，好像不懂法律的样子。故意问：“假使有人诱奸百姓的妻子，应当如何处置？”李鸿章说“当杀”。彭玉麟又问：“假使有官吏诱占百姓的妻子，法律应当如何处置？”李鸿章也说“当杀”。彭玉麟又问：“今天假如有封疆大吏的子弟诱占百姓的妻子，法律又如何裁处？”李鸿章似有所悟，勉强答应“当斩”。这时彭玉麟从怀中拿出诉状，呈给李鸿章，并说：“公能执行法律，今天的事就算罢了，否则当上奏朝廷。”李鸿章看完诉词，脸色大变，走下案桌来对彭玉麟说：“这件事我确实不知，但劣弟为母亲宠爱，请用私人的礼节，稍微宽大处理可否？”彭玉麟说：“你刚刚说完当斩，如果不上奏朝廷，是不是私情太重了？”李鸿章说：“请缓其死可以吗？”彭玉麟答道：“其他都遵命，这件事不敢答应。”李鸿章不得已，招呼他的弟弟出来，将呈状扔给他，他的弟弟读完呈状，异常害怕，叩头请求不要处死。李鸿章勃然大怒道：“已经为你求情了，不能活，立即自裁吧。”他的弟弟说：“请拜别老母可以吗？”李鸿章转请彭玉麟，彭玉麟应允，但在庭中等待。过了好久，也不见李鸿章的弟弟出来，彭玉麟逼迫李鸿章立即处死他的弟弟。李鸿章对身旁的人说：“去见四大人，让他把我的箱子揭开，摘取朝珠上的东西（鹤顶红，沾舌即死，凡一二品则有之），舐之即可，不要想活下去。”侍从进到内室，不久里面哭声大作，四大人已经死了。彭玉麟于是谢罪而去。第二天，秘密前往秀才的宅院，他的妻子已经归来，秀才的痴病也痊愈了。

彭玉麟所到之处，访知文武贪官，非杀即参，人们称他为“彭打铁”。因此，凡听到他要来，当地官吏无不头痛。但彭玉麟来往无常，没有一人能事先知道。自从接受巡江大臣的任命后，不但水师赖以整顿，即使东南数省大小官吏，也不敢过于贪酷，真是国家不可缺少之人！

十五、峻法——一意残忍，冀回颓风于万一

【原文】

世风既薄，人人各挟不靖之志，平居造作谣言，幸四方有事而欲为乱，稍待之以宽仁，愈嚣然自肆，白昼劫掠都市，视官长蔑如也。不治以严刑峻法，则鼠子纷起，将来无复措手之处。是以一意残忍，冀回颓风于万一。书生岂解好杀，要以时势所迫，非是则无以锄强暴而安我孱弱之民。牧马者，去其害马者而已；牧羊者，去其扰群者而已。牧民之道，何独不然。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既然世风日下，人们各自都怀有不安分的心志，平时制造谣言，希望天下不安而自己可以从中作乱，稍微对他们宽大仁慈些，就更加嚣张放肆，光天化日之下竟敢在都市抢劫，蔑视官长。不拿严厉的刑罚处治他们，那么，坏人就会纷纷而起，将来就没有办法再来收拾了。因此才致力采取残酷手段，希望来挽救这败坏至极的社会风气。读书人哪里懂得杀人，关键是被眼下的形势所逼迫，不这样就无法铲除强暴从而安抚疲弱的人民。牧马的人，去掉害群之马就可以了；牧羊的人，去掉乱群的羊就可以了。治理民众的方法，不也如此吗？

【原文】

以精微之意，行吾威厉之事，其于死者无怨，生者知警，而后寸心乃安。待之之法，有应宽者二，有应严者二。应宽者：一则银钱慷慨大方，绝不计较，当充裕时，则数十百万掷如粪土；当穷窘时，则解囊分润。自甘困苦。一则不与争功，遇有胜仗，以全功归之；遇有保案，以优奖笼之。应严者：一则礼文疏淡，往还宜稀，书牍宜简，话不可多，情不可密；一则剖明是非，凡渠部弁勇有与官姓争讼，而适在吾辈辖境，及来诉告者，必当剖决曲直，毫不假借，请其严加惩治。应宽者，利也，名也；应严者，礼也，义也。四者兼全，而手下又有强兵，则无不可相处之悍将矣。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具有精细的用心，去实行威严凌厉的事情，务求使受惩罚而死的人没有怨言，使其他活着的人们知道警戒，这样内心才能获得安宁。具体的处置方法，应该宽的有两个方面，应该严的也有两个方面。应该宽的两方面是：一是对待银钱要慷慨大方，绝不计较，在充裕时，即使数十万上百万的钱也掷之如粪土；在穷时，宁可自己艰苦也要解囊而分润。另一方面，不与他人争功，遇到胜仗，把全部功劳归于他；遇有保举的事情，则用丰厚的奖励笼络他。应该对他严格的是：一是礼节要少而平淡，来往要稀少，书信要简单，话不要多，交情不要过密；二是要讲明是非，凡是他的部下有与官方争斗，而又恰巧发生在我们的辖境之内，又有来诉告的人，一定要弄清原委，毫不推诿，请他严加惩治。应宽的是利，是名；应严的是礼，是义。这四方面都考虑全了，手下又有强兵，就没有什么悍将是不能相处的。

【详解】

曾国藩主张峻法，与他当时所面临的形势有极大的关系，所以他认为“不治以严刑峻法，则鼠子纷起，将来无复措手之处”。提倡严刑峻法是中国传统法家思想的核心内容。

古人主张：“乱世用重典”，即在乱世之时，必用严刑峻法。曾国藩深通其中三昧，于是，在按受帮办团练大臣时，他定下的方针是四个字：“严刑峻法。”他对咸丰帝陈述道：“若非严刑峻法，痛加诛戮，必无以折其不逞之志，而销其逆乱之萌。”又说，对于这些土匪，“遇有形迹可疑，曾经抢掠结盟者，即用巡抚令旗，恭请王命，立即正法”，“加倍严惩，不复拘泥成例”。他并且向咸丰帝表示了自己的决心与忠心：“臣之愚见，欲纯用重典以锄强暴，但愿良民有安全之日，即臣身得残忍严酷之名亦不敢辞。”这个奏折，是曾国藩狰狞面目的第一次大暴露，是他墨从戎后宣布的第一个大政方针，而这个大政方针又立即得到了咸丰帝的支持，朱批道：“办理土匪，必须从严，务期根株净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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