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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一十三章 大目标（第2页）

“杨书记。有什么事叫我一声，我去你办公室就是，怎么还劳你跑一趟？”

安俊义很清楚杨铁军是无事不登三宝殿，笑着说道。

杨铁军一笑道：

“秘书长这话我可不认同啊，为什么我就能劳你到我办公室，不能到你办公室来？”

安俊义一边给杨铁军斟茶一边笑着说道。

“我干的就是为各位领导服务的工作，这可是我的饭碗。”

两人寒暄了几句，杨铁军才道：

“秘书长是金凯劳教那件事调查组的组长。又去金凯实地了解核实了情况，金凯那边的一些事情现在已经转到市纪委了，我知道秘书长之前一直在跟进了解此事，对事情比较了解，我也想听听你的看法。”

安俊义一听，微微沉吟了一下，摆摆手道：

“我主要调查的是城管和公安这边，对纪委负责的那一块不甚了了，从我了解的情况看，事情与当事人所反映的基本一致。确实存在着不小的问题，既然杨书记问起。本着负责的态度，我还是讲一讲，金凯县里一些领导干工作，冲劲很足，也愿意干一些事情，也干了一些事情，当然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没有十全十美的干部，这样的同志也容易犯急躁的毛病，容易把事情简单化，对于这样优点和缺点都很突出的干部，关键是看如何扬长避短，如何使用……”

杨铁军微微点点头，喝了一口茶，安俊义这话听着好像什么都没讲，但其实又是什么都讲了，杨铁军好好的品味咀嚼了安俊义的这话，已经大体知道陆政东的意思了……

陆政东在办公室里点上颗烟。靠在沙发椅上，微微闭上双目，想着金凯的事情该如何办才最好。

想了许久，陆政东拿起了省委党校春节干部培训班关于安新前去党校学习的名单，看了看，最后划掉了其中一个，添上了沈凤国的名字。

这或许是最好的处理办法，陆政东放下笔，靠在椅子上继续思考着。

如果沈凤国真是有问题，这也有利于对其问题的调查，但从另外一个角度讲，罗浮黎在书记碰头会上正式提出来把沈凤国的事情交由市纪委来调查，实际上不管最后结果如何，沈凤国已经很难在安新立足了，让他去党校学习，其实也是给沈凤国一个缓冲期，他要是真没有问题，身上背着一个处分换个工作环境肯定对他有好处，这让沈凤国在省里的那些关系也能接受，当然，这个意思还是要让该知道的人知道……

当市委调查组对金凯劳教事件正式定性之时，沈凤国的党纪政纪处分出来的时候，沈凤国已经去了省委党校学习，几乎安新所有的人都知道他多半是不会回来了，而能不能享受自由，还得看市纪委的调查结果。

金凯县县委书记杨太来、金凯县公安局长、县信访办负责人同样受到了党纪政纪处分，公安局负责办理劳教的副局长、城管局长等相关人员被免职，市委市政府随之下发了关于规范劳动教养的相关文件，对于劳动教养的程序更为严格。

同时下发了整肃行政执法队伍的文件，文件要求在全市各行政执法队伍中开展工作作风和纪律的大整顿活动，深入查纠和揭摆存在的问题，着力推进执法队伍建设，不断优化安新环境。

这其中的重点，陆政东放在了信访工作上。

陆政东非常清楚，劳教制度虽然一直为人诟病，能认识到这项制度的弊端的人也不是没有，但如果不从国家层面出手，想要在短时间内取消这项国家层面制度，而在现实的情况下这几乎是不可能的，饭得一口一口吃，他可以再其程序上要求更为严格一些，更规范一些作为过渡，直到这项制度的消失。

而在信访工作上，他可以做的事情更多，也会更有成效。

上访，这是没有那一个地方可以回避的问题，而且随着社会转型期的进一步深入。各种矛盾的增加。因为上访而产生的问题会越来越突出。

对于底层民众来说。他们“偏爱”信访，且“一访到底”，原因是多方面的，从传统文化的视角来看，上访在中国社会的治理实践中源远流长、历代不辍，是一种有着深厚历史积淀的“文化现象”，是中国传统社会治理方式的组成部分，亦是特定历史语境下的法文化内涵和精神要素的载体。其形成。可以说是文化的惯性所造成，非一时兴起，也并非一朝一夕之故。

封建帝制时代，不管是“公车司马”、“登闻鼓”，还是“上诉御史”、“邀车驾”等非常规的纠纷解决方式，处于金字塔顶端的统治者能够跨越下面官僚主义这个障碍物“求民隐之上达”，通过“申天下之冤滞”清除一些贪污腐化、为害乡里的地方官员并由此形成对其他官员的强大威慑，达到自上而下的有效监控；另一方面，民间郁积的不满、怨气得以通过“上访”的通道释放，让底层百姓相信他们的事情可以在国家的制度框架之内得以解决。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国人心目中根深蒂固的包公崇拜。“包公”乃是传统文化中法精神的代表者，是传统法文化中的司法神。在国内传统社会。包拯、海瑞这样的“清官”和“青天大老爷”寥如晨星、难能可贵。他们满足了底层民众对于公道正义的渴求，让百姓相信人间还有正道。

在蒙受冤屈时，他们常常会长途跋涉、风餐露宿，选择衙门口等他们想象“清官”可能出现的地方，头顶状纸、跪喊冤枉，等待偶然一现的“青天”的到来。这种对“清官”和“青天”浓郁的感情依赖和深厚的感恩心理，凝结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清官”和“青天”情结，并且深深渗透到民众的内心和骨髓里。这也是直至今天，老百姓还特别“爱”上访的重要原因。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大部分上访者仍然根深蒂固地存有“信上不信下”的观念，认为中央的政策和省里的意图都是好的，只是到了下面“歪嘴和尚把经念歪了”。

老百姓们经常拿着上面的政策对照本地政府的行为，他们相信问题大多出在地方官员的不作为、乱作为。“村里都是坏人，乡里都是敌人，市里才有好人，省里才有亲人，中央才是恩人”，以及“上面不批不办，上面一批就办”等等说法，就反映出当前上访民众的这种心理。在“把真实情况告诉上面”的心态驱使之下，底层民众源源不断地奔赴上面寻找支持、要个说法，并希望通过上面往下层层施压来解决自己的问题。

而解放后，尽管社会形态和政治制度与古代社会有着本质的区别，但是这样的传统思想影响依然深刻而久远。

这也是国家建立信访制度的原因之一，当然这也和古代有较大区别，从信访制度的政治定位和社会功能来看，中央一直把它看做是“密切联系群众”、倾听人民意见、建议和要求，自上而下监督地方官员的重要途径。显然，信访制度是秉承群众路线而来的一种国家制度，而群众路线作为党的基本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一直是国家建立之后政权之合法性与正当性的重要基石。

但这样的制度安排在改革开放之后，也遇到了空前的压力，为规范信访秩序、减缓压力，中央、省里、市里要求“谁家的孩子谁抱回去”、“人要回去，事要解决”，但这项政策在实践当中遭遇到访民顽固的“信上不信下”心理的抵制与消解。

这样做的本意是使地方官员努力减少上访人数，使矛盾消弭于基层之中，实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难事不出县，矛盾不上交”的目的。

但在执行过程中却出现了异化，一些地方官员仍然怕上访者捅篓子，揭发真相，怕上访者损害官员面子、政府形象，所以一些地方为了减少上访人数，不是积极化解矛盾，而是采取堵塞的办法，即截访。甚至在一些地方，截访已经形成了一种模式，变得规模化和产业化。

而越是这样，许多上访人员正是摸清了地方政府害怕信访的心理。所以一直连续越级上访。形成恶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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