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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佛教生活（第1页）

“明代社会生活史（..）”！

第一节

佛教生活

佛教初传入中国之时，佛法只有一派。其后，佛教分而为三派，即教、禅、律。教派之学大盛，又析为南山、瑜伽、慈恩、天台、贤首几宗；禅学大盛，又析为临济、沩仰、云门、法眼、曹洞诸宗；律学之下，又可析为会正、盗持两宗。其派既分，于是互相矛盾，纷争随之而起。禅则讥教之“滞于名相”，而教则讥禅之“游于空寂”。至于律学，虽然也为禅宗所奉持，但禅与律两派的趋向与取舍也各不相同。于是，佛家之学，师异旨殊，各立门户，不相出入。

一明朝廷的佛教管理政策及制度

明太祖曾经有过一段出家为僧的经历，对佛教自有一种天然的同情态度。但作为一个新王朝的开拓者，他也洞悉佛教内部的诸多弊端，而且清醒地认识到这些弊端很不利于新王朝统治的稳定。所以，他在重视佛教的同时，也对佛教进行了部分的整顿。

明太祖对待佛教的态度，可以洪武十四年（1381）为界，前后表现出极大的差异。在此以前，主要沿袭元朝的佛教政策，尤其是在洪武五年以前，这种因袭体现得更为明显。在这段时间里，他一方面建立大法会，诏谕佛教界的高僧说法，让那些善世、禅师来统治整个佛教界。另一方面，他又修治寺庙，召用僧人，对佛教显得极为重视。自洪武十五年以后，他在全国建立起一整套的佛教管理机构，使佛教的管理衙门化。与此同时，他又裁定了佛教的宗派，开始对佛教实行严厉的整顿。

（一）僧官衙门

对日益扩大的佛教势力，若不加以管理约束，势必对现实统治构成威胁。早在洪武元年（1368），明太祖就创设了善世院，让僧人慧昙统理佛教事务，初步确立佛教管理机构。

洪武十四年十二月，革去善世院，

由中书省及其辖下的礼部等世俗衙门管理佛教。

洪武十四年六月，礼部正式向朱元璋提出了设置僧司衙门的方案。

洪武十五年四月，正式成立了僧录司，专门检束管理天下的佛教徒。

僧司衙门分为中央和地方两级管理体制。在中央，设僧录司，掌天下僧教之事。所设职官如下：善世二员（左善世、右善世），正六品；阐教二员（左阐教、右阐教），从六品；讲经二员（左讲经、右讲经），正八品；觉义二员（左觉义、右觉义），从八品。在地方上，府设僧纲司，掌本府僧教之事，有都纲一员（从九品），副都纲一员；州设僧正司，掌本州僧教事，有僧正一员；县设僧会司，掌本县僧教之事，有僧会一员。所有僧众，均由这些僧官衙门管理，僧众需要恪守戒律清规，如果有违犯，就由僧录司处理，其他有司衙门不得干预。惟有僧众所犯之事与军民相干，方许有司惩治。

洪武初年，慧昙领善世院并统理佛教事务时，其品衔是二品。而当僧录司建立后，其左、右善世已降为正六品官，地位显已下降。尽管僧司衙门官员均如宋制，但仅是一种官阶，而且不支俸禄。与此同时，明太祖对僧司衙门的职权也作了一些限制。如僧录司的官印虽由左、右善司掌管，但每次署押，必须在全体僧官的见证下方可，但凡有一人不在场，亦不可署押。

在僧录司之上，朝廷由礼部约束僧录司。此外，在京城，朝廷还不时派遣御史、给事中、锦衣卫，巡视各座寺院。景泰二年（1451），僧录司就上奏，认为京城的寺院全都是敕建之寺，每寺各有住持。而御史、给事中等往来巡视，如果正好碰上住持外出赴斋会，就会遭到“笞辱”。奏疏要求停罢御史、给事中等对寺院的巡视。此奏获得景泰皇帝的同意，此后，京城各寺仍由僧录司自行约束。

按照制度规定，僧录司额设官员仅为八员。至成化年间，《明实录》说僧录司官员增加了“几四倍”。但实际的统计数字，则是到成化二十一年（1485），僧官善世以下共计98人，增加了十余倍。

尤其是到了正德三年（1508），僧录司官员可以通过纳银而获取，更是导致僧官泛滥。当时明武宗下令，僧录司官缺，僧人只要纳银50两，就可以赴礼部“准其承袭”。

（二）度牒、僧籍制度

一个出家的僧人，如果要取得合法的身份，就必须持有国家颁发的度牒。从某种意义上说，度牒是国家承认僧人身份的一种凭证，同时也是朝廷控制宗教并限制僧人人数的有效手段。

在宋元两代，一般采取“计僧鬻牒”的办法，即僧人需交一笔钱，才能取得度牒，名曰“免丁钱”。洪武六年（1373），明太祖下令蠲去免丁钱，普给天下僧人度牒，并著为令。

度僧之法，明太祖时为三年一度。至永乐年间，由于僧人数量日渐增多，故明成祖将其改为“五年一度”，甚至一度将那些剃度师按例发往五台山输役。

至天顺二年（1458），因为僧人冒滥更甚，明英宗又改为“十年一度”。

至景泰年间，僧人只要运送米粮，不用再行考试，就可以合法取得度牒。如景泰五年（1454），景泰帝从户部尚书张凤之奏，下令僧人只要从通州运米20石到口外万全等处官仓交收，以备军用，就可以取得度牒。

度僧的考试制度已大体流于形式。据僧录司的上奏，景泰五年，礼部曾奏旨度僧，当时定议须审勘明白及通晓佛书之人，由僧录司造册送部给度牒。但圣旨下了半年，一些僧人畏避查考，竟然“天下僧流无一人赴司者”。

这显然是因为当时可以通过运粮至口外而合法取得度牒，但更主要的原因还是由于私度的广泛存在，而且私度已习以为常。

成化年间，出现了输粟获取度牒的制度。如成化二十年（1484），明宪宗颁发空名度牒一万道，分送山西巡抚叶淇、陕西巡抚郑时芳，“愿为僧道者令诣被灾者输粟十石，以助赈济，给度之”。

正德三年（1508），明武宗下令发下僧人度牒两万道，给北京、直隶、山东、山西、河南、陕西、辽东、宣府、大同等地，每名僧人只要纳银10两或8两，就可以获得度牒，而那些无力纳银者，则勒令还俗。

这显然与明初的度牒制度相左。明初度牒制度，已经实行了“免丁钱”，而是采用了严格的考试制度，而成化、正德年间则已完全演变为出卖度牒制度。

按照明代的制度，僧、道人数有额设之制，不过3万有余而已。然而自成化二年至弘治九年（1496），三次开度，已经超过35万人。额设正数之外，增加了十倍。

（三）寺院数量的控制

明太祖对待佛教，主要采取了优惠、宽容与整顿、控制的双重政策。洪武十年（1377），明太祖谕令天下：任何南北僧道之人，不论是头陀，还是有道的善人，只要愿皈依三宝，或者接受五戒、十戒，甚至“持斋戒酒，习学经典、明心见性”，并且随身携带戒牒与执照，不论是山林城郭，还是乡落村舍，都允许他们“结坛上座，拘集僧俗人等，日则讲经说教，化度一方，夜则取静修心”。

在宽容的政策下，明初短短的十几年中，僧人得以自由地结坛讲经，佛教的势力也随之得到长足的发展。

对日益扩大的佛教势力，若不加以管理约束，势必对现实统治秩序构成威胁。明太祖以官方的名义，确立了一套颇成体系的佛教管理机制，其根本的目的就是为了对佛教实行有效的整顿与控制，并解决佛教内久已存在的一些弊病。在这方面，可以太祖在佛教上倡导“修行”以及他对“力行之僧”的格外重视中得到很好的印证。

他所谓的“力行之僧”，不是贪图世俗的荣华，以忍辱的方式，既求得修行之果，又不缺世俗的享受。而是远离尘嚣，以肉体的痛苦，求得精神上的满足，并且获得人格上的健全与完整。

佛教势力的发展，势必会与传统统治秩序的稳定发生直接的利害冲突。明太祖对佛教的整顿，也主要出自以下两方面的考虑：一是怕民间胡乱披剃度僧，导致鱼龙混杂，僧人不务祖风，败坏门风；二是寺院所辖田地，很多采用“寄庄”的方式，只纳秋粮，别无科差，无疑也会影响到朝廷的赋税与徭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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