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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百二十七章 登基（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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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广州列入人口两百万人左右的特大型城市，可能会让一些人感到意外。

从一些嘉靖时期来到中国的欧洲人描述来看，那时候的广州，城市还并不十分壮观，只是人口已经很多了。

如克鲁士的《中国志》里说：

“谈广州城之前，我要先告诫读者。在雄伟的城池中，广州不及中国的很多城，房屋更远比许多城镇低劣，尽管它的人口比很多城多。凡是见到它同时又曾在内地旅行见到别的许多城的人，都如此说。”

“有不少内部相当好的房子，但楼房极少，多半是平房”[2]。这点上看似乎还不如边远的甘州。

尽管城市外表不怎么样，但老百姓的生活条件应该说是不错的，按克鲁士的说法，内部的装修足以让他流口水了。而且他特意点明是老百姓，可见足以代表当时一般广州市民的水平：

“老百姓房屋一般外表都不好看，但屋内却令人惊羡。因为屋内通常白如奶，像光滑的纸张，铺有方石板，沿一拃左右的地面涂成朱红色或几乎黑色。楝木光滑而平整，构制精美，安置适当。好像擦亮的，或者涂上色，要么白色，有.的白色美观悦目，像锦缎闪光，差不多像金色，光亮到似乎应在上色时给它褪点色。确实，我承认我从来没有见过那样好的楝木。

“门口房间的后面有一个院，内有小树、亭子供休息之用，还有一股小清泉。再往后，在妇女退入的房门前，是一条有顶盖的过道，面朝院子敞开，那里摆着精致的大柜，为房子的间壁。他们在里头放有木头或泥土制的神像或偶像，这些神像的形态多少有些怪。”

有趣的是，根据克鲁士的说法，虽然广州城并不雄伟，但它的郊区倒似颇为发达，同城市几无区别：

“郊区很大，人户众多，乃致有的葡人认为它的幅员可跟里斯本的相比，但我和另一些人觉得它要小些，尽管它比城内要大，房屋要多。它人烟稠密，人多到简直难以进入河岸上的城门。进出的人群通常都吆喝吵嚷着叫让道给挑东西的人。”

“郊区一排排的房屋跟城内的相似，街道也和城内一祥修得好并且是直的，大部分铺设整齐，有的很宽大，也有牌楼，但不多。城内城外有的街道都同样在沿房的一侧或另一侧植树遮荫。郊区的街道在尽头处都有门，派有专人看守，他的职责是每晚锁门，玩忽职守要严惩，每条街都有一名警察和一所牢房。警察的责任要么是交出晚上在街上为非歹的坏人，要么是替他赔偿。因此每晚街上都有守卫;相邻的人则划分为区，每晚组成六个区，也就是值夜。为表示他们的警觉，条条街上响一面鼓，通宵点亮一个灯笼。”

从这个对郊区的叙述来看，无论人口稠密程度还是管理方式，其实就是市区，只不过放在城墙外面而已。不过他这里提到的“郊区的街道在尽头处都有门”有些令人费解，也许是把城区误写成郊区了。

无论如何嘉靖时期的广州，尽管城市建筑还不算雄伟富丽，但人口已经高度密集则是毫无疑问的了。

这点也能从叶权{1522-1578}的《游岭南记》得到佐证，按他的说法，广州人家无论大小都从事商业活动，而且价格公道：“若吴中非倍利不鬻者，广城人得一二分利息成市矣，以故商贾骤集。兼有夷市，货物堆积，行人肩相击，虽小巷亦喧阗，固不减吴阊门、杭清河坊一带也”

阊门是苏州最繁华的地带，清河坊是杭州最繁华的地带，把广州与这两个地方相比，则其商业繁荣，人口众多可想而知。

所谓“兼有夷市，货物堆积”是指广州的海外贸易，到了万历崇祯时期就更趋于发达了，成为当时中国对外贸易的中心城市，这点曾德昭的《大中国志》里有详细描绘：

“葡萄牙人每年两次带着货物来到那座也叫广东{cantone}的城市{尽管它原名是广州府}。……它方圆足有15英里，客商云集，因此它的人口比许多其他城市多。中国大部分最好的商品都由此处运往各地，因为它是中国最开放和自由的交易地点。且不说6个邻国的土著和异邦人运走的各种货物，仅葡萄牙人运往印度、日本和马尼拉的货物，每年约有5300箱各类丝绸，每箱装100匹真丝，如天鹅绒花缎{velvetdamask}和缎子、轻料如半花缎{halfe-damasks}、彩色单层线缎，还有250块金子，及每块重12盎司的2200块金锭；有7皮切{pichi}麝香，重量超过35亚洛瓦{arrova}，每亚洛瓦重25磅，每6盎司合1磅。此外有小珍珠、糖、瓷盘、中国木、大黄，以及各种奇特的镀金器皿，还有其他不太重要的东西，即使长篇开列也不能尽举其名。”

到了清初，一些人回忆中的没有被满清蹂躏过的明代广州，不仅是人口众多，其雄伟富丽足以和17世纪上半叶的世界第一城南京相提并论了。

梁佩兰{1629-1705}在康熙三十年写的《金花庙前新筑地基碑记》中说：

“五岭以南，广州为一都会。三江汇其前，巨海环其外。山川清淑，气象开豁，天下省会，语雄壮者，金陵而外，无所复让。

“仆生长于斯，成童时犹及见吾郡声名文物之盛。绅士士大夫尚风节而谈道义，三公六卿、大儒名将，师师济济，出则桢干王家，处则仪型乡国。虽时际衰晚，而其人犹有先正遗风。至于郊园远近，园林梵宇，绮绣相错。时节嬉游，珠江桃坞。白云越秀之间，笙歌珠翠，毂击肩摩。极盛而衰，固其理也，四十年来，尚可仿佛承平之旧者，珠江南北独金华古庙存焉耳”

写文章的时候，是康熙三十年，所谓四十年来，自然指从顺治到康熙的这满清统治的四十多年的时间。梁佩兰虽然身为清廷爪牙，但也不得不承认，他小时候看见的明朝广州的繁华景象“笙歌珠翠，毂击肩摩”。而到了所谓康熙“盛世”{实为康熙衰世}，广州的繁华被扫荡一空，居然只剩下一座古庙残留半点明代旧日繁华之遗迹。

明朝遗民屈大均{1630-1696}的记录也可一观：

“广州有花渡头，在五羊门南岸。广州花贩，每日分载素馨至城，从此上舟，故名花渡头。花谓素馨也。花田亦止以素馨名也。盛平时，花多而价贱，十钱可得素馨升许，家有十余口簪戴皆足。今也人尽髡而彡，花无所著，亦渐以稀少矣。诸花户皆贫，芜其花田而弗种，即种亦不蕃滋，盖时为之也。”

所谓盛平时，就是指明代崇祯时期，，那时候广州人不分男女，人人戴花。这也是生活富足之余，人民求美之心自然兴起。而到了满清时期，人都剃头“尽髡而彡”，人民如猪狗一般生活着，花当然也卖不出去了，花田只能荒芜。

另外这一则记录就更能说明问题了：

“广州濠水，自东西水关而入，逶迤城南，迳归德门外。背城旧有平康十里，南临濠水，朱楼画榭，连属不断，皆优伶小唱所居，女旦美者，鳞次而家，其地名西角楼。隔岸有百货之肆，五都之市，天下商贾聚焉。屋后多有飞桥跨水，可达曲中，晏客者皆以此为奢丽地。有为《濠畔行》者曰：“花舫朝昏争一门，朝争花出暮花入。背城何处不朱楼，渡水几家无画楫。五月水嬉乘早潮，龙舟凤舸飞相及。素馨银串手中灯，孔雀金铺头上笠。风吹一任翠裙开，雨至不愁油壁湿。”是地中濠畔街，当盛平时，香珠犀象如山，花鸟如海。番夷辐辏，日费数千万金。饮食之盛，歌舞之多，过于秦淮数倍。今皆不可问矣。噫嘻！”

所谓壕水就是广州的护城河，因为广州城北面是山，所以只环绕东西南三个方向。所谓“背城旧有平康十里，南临濠水”，则应该是在城墙外和护城河之间的地方，形成一个繁华的娱乐场所。而“隔岸有百货之肆，五都之市，天下商贾聚焉”，则是护城河外的一大片地方都形成了极为繁华的商业中心。但这个壕水可能是旧城的护城河，则这一带应该是旧城之外，新城之内的地区了。

万历晚期到崇祯时期的广州城之辉煌富丽，必然远远超过了嘉靖时期欧洲人看到的情形了。光从屈大均描绘的“香珠犀象如山，花鸟如海。番夷辐辏，日费数千万金。饮食之盛，歌舞之多，过于秦淮数倍”，可以想见，其富丽壮观，甚至有凌驾于同时期南京秦淮之上的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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