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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庄严审判（第7页）

六、被告人大野泰治，1902年生，前日本伪蒙大同省公署直辖警察队队长，阎锡山太原绥靖公署炮兵集训团中校教官，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

七、被告人笠实，1906年生，前日本伪蒙大同省公署直辖警察队首席指导官，阎锡山大同保安总队司令部少校情报主任，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

八、被告人神野久吉，1908年生，前伪蒙大同省公署直辖警察队首席指导官，阎锡山大同保安总队司令部少校情报主任，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

刑期自判决之日起算，判决前关押的日数，以一日抵徒刑一日。

审判长宣读判决书完毕，战犯都表示认罪服法，甘愿接受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惩罚。

随后，审判长宣布闭庭。沈阳法庭的最后判决

7月1日，继6月9日开庭审判铃木启久、藤田茂等8名日本战争罪犯后，特别军事法庭在沈阳又开庭审判了武部六藏、古海忠之等28名日本战犯。

这是沈阳法庭的第二次审判，也就是特别军事法庭的第四次开庭审判。

与第一次审判不同的是，本次的审判长是由时任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庭庭长的贾潜担任。出庭做证的27名中国公民中，还包括伪满“皇帝”爱新觉罗?溥仪的“大臣”王贤伟等12人。同时出庭做证的还有9名日本战犯，他们分别是铃木义夫、长岛玉次郎、林竹次、大美贺好一、西村哲夫、前渊秀宪、森三吾、石乌谷米太郎和长谷川辰太郎。

另外，还有19名中国律师为28名被告人担任辩护。

8时30分，审判长贾潜宣布开庭。

履行完相应的法律程序，审判长提请国家公诉人、最高人民检察院首席检察员李甫山和检察员曹振铎、李放、高正权等4人开始宣读长达万言的《起诉书》。

《起诉书》上列举了各被告人的犯罪事实。这些犯罪事实以档案书刊315件、证人证词360件、被害人和被害人亲属的控诉书642件，以及被告人的供词等大量材料作为证据。像一部编年史，记录着日本侵略者从疯狂到灭亡的过程。事实充分，义正词严，字字表达着中国人民的心声，传递着历史的呼声，揭露出法西斯分子的凶残面目。

7月2日是法庭调查，开庭后，审判长发令：“传被告人古海忠之到前面来。”

古海忠之是“满洲国”的最高代表之一，是伪满国务院总务次长，也是傀儡皇帝溥仪的幕后操纵者。在华期间，古海忠之坚决执行日本帝国主义的对中国的侵略政策，犯下了严重的罪行。

审判长首先对被告的身份进行核实：

“你是古海忠之吗？你在伪满洲国政府中担任过什么职务？”

古海忠之回答：“我在1941年11月任总务厅次长。”

审判长又问：“那实际上在伪满洲国政府中又起什么作用呢？”

古海忠之说：“总务厅次长接受总务厅长官的命令，根据各自分担的事务，领导自己分担的各处的职员并领导、实施和监督各部门，对满洲国进行控制。”

问讯结束后，审判长随即传召了“满洲国”皇帝爱新觉罗?溥仪的其“臣子”谷次亭等9名证人。

为了准确揭露古海忠之在东北犯下的罪行，溥仪在他的证词中说：“在伪满，我是没有实权的。统治和支配伪满的实权者，都是武部六藏和他的辅佐者伪满总务厅次官古海忠之。伪满的所有政策法令的制定和实施，都是由他们召开日本关东军第四课课长、伪各部日本人次长参加的“火曜会”作出决定，直到这些决定成为不可动摇的铁案后，再经伪满洲国务会议和伪参政会议通过，并向我作形式上的报告，经我形式上的裁可再发表实施。”

溥仪还说：“伪满各部的次长、各省副省长、各县副县长都是日本人，他们都受武部六藏的直接指挥，而又都把持着实权。这就构成了日本人从中央到地方的严密的控制网。”

溥仪的作证结束后，“满洲国”的其他大臣们也对古海忠之的罪行进行了指责。

“满洲国交通部大臣”谷次亭对古海忠之参与、策划、制定并推行各种政策法令的罪行作证；

“满洲国总务厅次长”王贤伟对古海忠之参与策划、制定各种镇压、屠杀、奴役、掠夺政策法令的罪行作证；

“满洲国外交部大臣”阮振铎，对武部六藏主持、古海忠之参与决定掠夺中国东北物资的政策法令和重要措施的罪行作证；

“满洲国兴农部大臣”黄富俊，对古海忠之参与决定掠夺中国人民粮食的政策法令和重要措施，以及实施“开拓”政策的罪行作证；

“满洲国滨江省长”王子衡，对古海忠之召开省长会议推行粮谷掠夺政策法令的罪行作证；

“满洲国经济部大臣”于静远，对古海忠之参与决定和领导推行劳务奴役政策法令的罪行作证；

“满洲国司法部大臣”阎传绂，对古海忠之参与决定镇压中国人民的政策法令和主要措施的罪行作证；

“满洲国厚生部大臣”金名世，对古海忠之参与决定和领导推行鸦片毒化政策的罪行作证……

受审的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次长古海忠之四次垂头，两次流泪，供认伪满皇帝溥似的“大臣”、“省长”出庭做证的证词是“事实”、“全部属实”、“完全是真实”。

接下来的几天，法庭又先后对伪“满洲国”间岛省省长岐部与平、新京高等检查厅次长杉原一策、伪哈尔滨高等检察厅检察官司沟口嘉夫、伪司法部司法矫正总局局长中井久二、伪哈尔滨高等法院次长兼特别治安庭庭长横山光彦、伪“满洲国”宪兵训练处少将处长斋（齐）藤美夫、前佳木斯日本宪兵队中佐队长宇津木孟雄、前日本关东军第一特别警备队教育队中佐队长志村行雄、前哈尔滨道里日本宪兵分队少佐分队长西永彰治、前日本关东宪兵队司令部中佐高级副官司吉房虎雄、前新京日本宪兵队少佐分队长藤原广之进、前日本关东军第三特别警备队少佐队副木村光明、前锦州日本宪兵队中佐队长堀口正雄、前四平日本宪兵队中佐队长上坪铁一、前兴安日本宪兵队少佐队长小林喜一、伪牡丹江铁路警护旅少将旅长佐古龙?、伪奉天铁路警护团上校团长蜂须贺重雄、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长官武部六藏、伪奉天省警务厅厅长兼地主保安局局长三宅秀也、伪警务总局警务处处长今吉均、伪抚顺市警察局局长柏叶勇一、伪齐齐哈尔市警察局特务科科长田井久二郎、伪锦州市警察局警务科科长鹿毛繁太、伪滨江省警务厅司法股股长兼搜查班主任筑谷章造、伪警务总局特务处调查科科长岛村三郎、伪吉林省怀德县警务科科长野崎茂作、伪铁路警护军少将参谋长原弘志27名战犯进行了犯罪事实调查。

这些受审人中的宇津木孟雄、田井久二郎、木村光明、沟口嘉夫、志村行雄等5人，因身体有病，在审讯时经过审判长的同意给予他们可以坐下听审的特权。

在审讯武部六藏时，他因病不能到庭，特别军事法庭委派审判员杨显之前往被告人住地进行讯问。同时前往的还有国家公诉人军法上校曹振辉，以及被告的辩护律师关梦觉、赵敬文。

武部六藏在1940年7月到1945年8月任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长官。这个职务名义上是辅佐伪“满洲国”国务总理行使职权，实际上他的权力在伪“满洲国”政府中超越一切。他主持了一个由伪“满洲国”国务院各部日本人次长等人组成的“火曜会”，凡伪“满洲国”制定的政策、法令和采取的重要措施，都必须先由“火曜会”决定，然后再在形式上经由伪“满洲国”皇帝公布施行。因此，武部六藏主持的“火曜会”，实际上是伪“满洲国”政府的最高决策机构。

武部六藏任伪总务长官期间，策划并操纵伪“满洲国”傀儡政府制定和实施了镇压东北人民的《治安维持法》、《思想矫正法》、《保安矫正法》和《时局告别刑法》等罪恶法令，并且建立伪警察、司法机关，指使日伪军队、宪兵、警察和伪司法机关对我国东北人民进行残酷的镇压。特别是在黑龙江、吉林和热河等地进行了多次“治安肃正”，疯狂地抓捕、屠杀和囚禁东北人民。并且在热河省大量驱逐和平居民，毁灭和平村镇，制造了许多无人区。仅1943年春季到秋季，在热河省就驱逐居民18万户，强迫集中在3000多个集中营式的“集团部落”内，并且对这些无辜居民任意加以蹂躏。

与此同时，武部六藏还推行掠夺东北人民粮食的“粮谷出荷”政策，强占人民土地的开拓政策，强迫人民从事奴役性劳动的劳务政策，强征青年充当伪军的《国兵法》以及毒化政策和文化侵略政策。当时伪“满洲国”规定不准东北人民说自己是中国人，还推行日语为“满洲国国语”，并且要小学生从上学起就开始学习日语。

在审判员讯问时，武部六藏承认起诉书上对他的控诉完全是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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